历史考古

祁美琴崔灿：包衣身份再辨(3)

2014-02-02 21:3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祁美琴崔灿 3672

关于包衣，最早的研究见于孟森先生的《八旗制度考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文中说: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八旗“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

　　上述档案史料中，凡是满文“aha”，在意译为汉文时，多以“奴仆”或“仆”对译;但是也有译为“家奴”的时候。而凡是满文“booi aha”，在意译为汉文时，多译为“家奴”、“家仆”，但是也有译为“奴仆”的时候。说明在汉译者看来，二者关系密切，在互相替换的语境中，不影响满语原意。正如《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的译者谓: 阿哈，义为奴隶、奴仆。入关后为奴才。汉意为家奴。《实录》为奴仆。包衣阿哈，义为家奴。《实录》为家仆、奴仆。明确指出二者均有“奴仆”、“家奴”的涵义。从词义本身看，“包衣阿哈”实际上是一个短语“家里的阿哈”之谓，包衣是“阿哈”的定语成分，“包衣阿哈”应该包涵在“阿哈”中。因此，可以确定“包衣阿哈”与“阿哈”身份相同。

　　不过，从阿哈一词出现的语境所看，阿哈的指代更多官奴性质，多用于被赏赐的对象或笼统言之，而包衣阿哈主要是针对其原有主人而出现的称谓。为了更进一步明晰二者的身份涵义，这里我们将对史料中的“阿哈”群体的身份进行全面的考察。在以下征引的档案文献中，凡是出现“奴仆”或“仆”的汉文词汇，均为满文“阿哈”的意译。据笔者对入关前满文档案的粗略统计，使用阿哈称谓的场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 一) 被赏赐的对象

　　档案中大量有关“奴仆”的记载是与赏赐联系在一起的。如万历三十六年( 1608 )三月，在记述舒尔哈齐过错时称: “聪睿恭敬汗之弟舒尔哈齐贝勒系唯一同父同母弟，故凡国人、贤良僚友、敕书、奴仆，以及诸物，皆同享之。”努尔哈赤强调指出，这些国人、奴仆非为父所遗留，而是“兄我所赐”。(21)

　　后金国建立后，赏赐奴仆的记载大量出现: 天命三年二月，赏来归的东海使犬部人妻子、奴仆、马、牛、衣物、粮食、房舍等物。四月，赏赐抚顺降将马、牛、奴仆、衣物、粮食等。十月，呼尔哈部首领纳喀达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具盛宴接待，并赐为首八大臣各奴仆10 对，次者5 对，再次者3 对，以供役使，并赐马、牛、衣物等。七年三月，蒙古科尔沁的囊苏喇嘛在努尔哈赤处圆寂，努尔哈赤专门赐一“汉人屯堡”，令囊苏喇嘛属民63户安葬、守护墓地，并赐其弓、甲、马、骡及差使的奴仆男妇50 对。(22)天聪八年二月，加赏祖可法人10 对，牛11 头。令其编为庄屯。(23) 崇德元年十月，赏赐归降明将巢丕昌奴仆30对，梁和、刘银柱奴仆2 对等。赐锦州降将胡有升奴仆40 对，赐张绍祯、门世文奴仆各30对，赐秦永福、门世科奴仆各20 对，以及马、牛、骡、驴、财物等。(24)

　　类似的场合中的“阿哈”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多以男妇各一搭配成“对”赏赐，显示出将“人”以“物”比附的属性。二是这些被赏赐者主要来自俘获人口。如天聪二年二月初，清军征察哈尔多罗特部，俘获11200人，只将其中的蒙汉男丁1400 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天聪四年三月底，清军招降榛子镇， “以民半数编户，半数为俘”。六月，皇太极在议阿敏之罪时，其中之一就是“尽略( 榛子镇) 降民牲畜衣物，驱该城汉人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崇德元年八月，皇太极令驻守海州河口伊勒慎等将俘获的明朝捕鱼男丁22 人，交与尚阳堡富民为奴。(25)

　　由于将大量的俘获人口分拨给八旗将领、官员人等，致其拥有大量的私属人口以供役使，数额从几十至上千不等。天聪八年正月，因众汉官以差多赋重向户部贝勒德格类诉苦，德格类驳斥时谓:

　　我国小民穷，若从明国之例，按官职给俸，势有不能。蒙天眷佑，获有财物，向按功爵，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汗方拨辽东人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以下照功次拨给。若尔等所谓照功次而行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家奴，理应相均，乃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百丁者。余皆不下百丁……(26)

　　这些大量的分赏给各级将领官兵役使的私属丁口，就是阿哈。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哈与那些同时被分配的牲畜、财物一样，是主人“会说话”、能够创造新财富的财产和工具。这些人是后来旗下庄丁、家奴的主要来源。

　　( 二) 罚入辛者库

　　在史料中，经常出现官员、旗人获罪，籍没为奴( aha) 。这些所谓“籍没为奴”者，即是罚入“辛者库”为奴。清代无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的包衣组织中，均有辛者库; 但辛者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罪籍身份。与前文中被赏赐的“阿哈”领有者不同，由于他们隶属于包衣组织，故有资格役使这些辛者库人的，自然就是那些具有旗主身份的努尔哈赤家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