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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庆:赫图阿拉时代与清源文化

2014-02-21 12:32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2123
清前文化与清源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分点。相同点自不必说，都是在研究同一大范畴的史学。不同点在于“清前”这个词组重于时间概念，它涵盖着大清王朝建立以前的全部史实与史论，其中更多的是满族源流史。而“清源”这个词含义则不同，它重于空间概念，需要回答的“清”的“源”究竟在哪里？大清王朝的母体究竟在哪里？
赫图阿拉时代与清源文化

赵广庆


（抚顺地方史专家、《抚顺通史》、《抚顺城建史》、
《抚顺史略》、《抚顺百科》作者）

  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命题是，历史上一个以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托而划分的某个时期。

  从建州女真（以下称女真）移住灶突山起（1438），到大清王朝的建立（1636），期间共198年。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作“赫图阿拉时代”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基本特征。

  不久前，卢然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文化类型定义为“清源文化“。并进行了比较系统论述。一个崭新的史学命题就此问世。所谓“新”，就在于它是第一次第一说。也很奇怪，世上凡是第一的东西都带有风险。或赞，或驳，效应不一。其实这是一块砖，是一块比较精制的砖，它一经抛出，定会引来类似羊脂白玉般的珍品，我们期待着。

  就清源文化说本身，并没有发现新大陆，它仅仅是对多年来浩如烟海的清前史研究成果的提炼与升华。对建造大清王朝的那块土壤与根基再发掘。对一个王朝的母胎—赫图阿拉历史性质与作用的再定位，仅此而已。

  清前文化与清源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分点。相同点自不必说，都是在研究同一大范畴的史学。不同点在于“清前”这个词组重于时间概念，它涵盖着大清王朝建立以前的全部史实与史论，其中更多的是满族源流史。而“清源”这个词含义则不同，它重于空间概念，需要回答的“清”的“源”究竟在哪里？大清王朝的母体究竟在哪里？抓住要害，进行聚焦，直逼要津。这个研究就远远超出民族史范围，它涵盖着这一特定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

  清源文化就是赫图阿拉时代文化。我们把这种研究看作是断代史研究。

  清源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卢然先生已经做出比较全面而明了的解释。大体说词是：清源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以赫图阿拉为中心，以女真族传统文化为底蕴，广泛吸纳融汇各族优秀文化而形成的具有过渡性的特色文化。“地域文化”是定格，“赫图阿拉”是定位，“过渡性”是定性。

  清源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历史发展进程如何，有什么特点和规律？这是我们亟待研究回答的问题。我们现在研究这种问题已经具备了条件，一是有学者研究的大批成果，二是有较丰富的地下出土文物，三是有保存和流传至今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清源文化是创新文化，变革文化，包容文化，图治文化。这是它的主旨内涵。有什么根据？我们还要用史实说事儿。女真社会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将一个处于奴隶社会后期的散乱人群，推进到封建社会的门槛，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推动这种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是，一是土地占有方式的改革，二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

  在早期女真社会里，土地是公有的，不属私有财产，没有土地买卖行为，没有土地纠纷。努尔哈赤起兵后适时地进行改革，土地为王权所有，各牛录乃至贝勒、大臣都必须在汗的允许范围内占有一部分土地。这是为了适应战争形势需要所做出的变革。其次是农产品分配方式的变革。起兵前，在建州女真社会，没有发生征收税粮行为，也没有凭藉土地所有权而逼索租谷现象，谁耕，就由谁收，就由谁得。起兵后，规定各牛录自出人丁，自备耕牛，垦种田地，收获物按规定交纳国库。后来，政策又变了。《满文老档》的记载是：向诸申收赋谷，将苦累诸申，故令诸申出丁给牛实行屯田制，以及实行“计丁授田”、“计丁征赋佥役制”。政策是随着形势变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政策。

  后金进入辽沈之后，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划辽阳、海州等处30万垧（每垧6亩）土地分给人丁，每丁授田6垧。”并规定“按三丁需耕官田一垧’，接受了汉族地区的封建赋役制，使更多的汉族没有进一步沦为阿哈，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后来又推行编立封建农奴制的拖克索，“一庄十三男，给牛七，田百垧，二十垧归公，八十垧自食”。在这种社会大变革时期，努尔哈赤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尽管是被迫的，但总的趋势是采取了向封建化发展的实际步骤。也就是说他不拘泥，不守旧，不断超越自我。它在变革中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究竟对不对，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是赫图阿拉时代文明的一大进步。在此前，铁制工具已被使用。当时女真人利用外来的生铁加工制造自己的农业生产工具，但不能直接开矿冶炼。到了赫图阿拉时代，在汉人指导与参与下开始“炒铁，开金银矿”，有了自己的冶炼、铸造业。制铁工业由单纯的加工行业转化为系列化生产的独立行业。铁矿的开采与冶铁业的发展，给予农业技术以巨大的影响。利用铁斧和铁铲，就能大规模地砍伐森林，使之成为耕地或牧场。铁犁头的制造，更使牲畜应用在农业上。

  当时建州女真社会，分成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贝勒、额真占有大批奴隶和生产资料，组成奴隶主阶级。诸申、伊尔根是女真贵族的“管下人”，属于自由民阶级。他们战时为贵族负戈作战，平时持耒而耕，当差纳粮。其中除少数人能上升为奴隶主之外，大部分人过着贫苦的生活。阿哈是奴隶阶级，当时把这些人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倍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处境极为悲惨。

  随着形势的发展，统治集团及地调整了这种阶级关系。首先是解放阿哈（奴隶），限制奴隶主占有阿哈数量，不准屠杀，不准买卖。阿哈可以租种部分土地。这样一来，使大批阿哈逐步转化为诸申（自由民）。诸申可以独立的经营“拖克索（农庄），可以充任牛录额真，他们的政治地位发生巨大变化。这种阶级关系的调整，不仅极大地调动了民族的进取精神，而且推动整体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

  不断推向文明，这是清源文化生存空间中的最显著特点。

  清源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多源多流，文化观念渐变，产生第三文化。所谓“多源多流”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既有女真族传统文化，也有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朝鲜族文化，还有部族文化、部落文化等等。女真族传统文化自不必说，单说汉文化的特色就分外明显，那赫图阿拉城以尊号台（金銮殿）为起点，以中轴线笔直延伸，就体现着儒家“皇权至上”“居中不偏”观念。那永陵陵宫的“照壁”分明是汉壁文化。

  清源文化中的民俗文化也是异彩纷呈的。早期满族民族信仰，如萨满、祭星、祭天，也不断地融入汉人的观世音菩萨、伏魔大帝关羽、土地爷等信仰。清源文化中较多的接受了在汉人中流行的佛教、道教，也修建了佛寺、道观，供奉释迦牟尼、玉皇大帝等。在早期满族民俗中也信仰狐仙、黄仙、灶仙。连其本民族的母系先祖—完立妈妈，也讹变为万历妈妈，变成一个汉族神仙了。同时由于其经常和蒙古人通婚，蒙古族一些民俗也传进女真族之中。

  在清源文化中，早期满族人的婚姻文化由于受其他民族影响，有许多变化。一是禁止早婚。旧俗10岁前约婚，有的约婚后就结了婚。后来到了天聪年间规定“未及十八岁结婚者，罪之”。据《北镇满族史》记载，一般婚龄是在14岁以上。二是取消收继婚。女真族传统习俗是“父死娶其妾”“兄死娶其嫂”。在汉人看来，这是乱伦。后来他们逐渐接受汉文化，改变了这种习俗。到了天聪年间，规定“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媳永行禁止。”这个规定也留下一个缺口，即父妾并非继母，似乎不在禁止之列，于是以此类推，娶伯、叔、兄、弟之妾，大约也不受限制。三是婚姻仪式逐渐汉化。以往婚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有极其繁琐过程。婚前必须经过“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等礼仪才能结婚。这些婚仪中已渗入了汉族的许多婚俗

  女真族早期葬俗是火葬“死则竖日举之于野而焚之（见《建州闻见录》）“七七内必殡，火化而葬，棺盖尖而无底，内垫麻骨芦柴之类，应用被褥，以便下火”（见《绝域纪略》。以后逐渐受汉族土葬习俗影响，火葬被土葬替代。但在相当时期内，还存在一种过渡性葬俗，即先火葬，然后将骨灰盛入坛内再土葬。

  早期满族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服饰是比较简单原始的。“富者缉麻为寒衣，贫者衣狍鹿布，不知有布帛”（见《柳边纪略》）。与汉族接触后有了改变。首先是材质的变化。“富皆服绸缎，惟贫者乃服布”“富者羔裘，苎丝细布，贫者粗布猫犬獐鹿牛羊之皮，间有以大鱼皮为衣者”（见《扈从东巡日录》）.到了清源文化的后期，逐渐形成并定型服饰文化。旗袍、马褂、坎肩、套裤。旗袍分单、夹、棉、皮四种。款式有无领、箭袖、左衽，四面开衩。

  清源文化中的饮食文化也具有特色。贵族与平民差别很大。“富者宴会以十二盘为率，小吃之数亦如之，八旗壮丁，其食甚鄙陋”。“利用特牲，或猪、或羊、或鹅。”粮食有稷、米、小麦、大麦、粟、稷、高粱、荞麦、铃铛麦等。经过长期的发展，清源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形成自己的三大风格，这就是酸、粘、凉。酸指吃酸菜。这种菜已传播到东北各族之中。夏天吃酸汤子，还有粘糕。祭祀时供黏米糕，色黄如玉，质腻，掺以豆粉。还有苏子叶饽饽，为磨黄米面作小饼，内有豆馅，外裹苏叶。

  清源文化中的住宅文化，起初是一种极其简易住宅，即马架，窝棚之类，通常以木杆交叉作人字形，上覆以草或兽皮，俗称马架子。有的“立木为墙，覆以莎草，厚二尺许，草根当檐，压以木，蔽风雨。开户多东南，土炕高五寸，周南北西三面，空其东。窗糊高丽纸，寒闭暑开。西厢房为磨坊或为仓房。这是早期居住民俗。

  苏子河流域的女真人笃信萨满教，萨满教是多神教，多达上百种，唯独没有财神，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没有剩余，所以发财的观念淡薄。而共存在于同一地域的汉族却把财神当做“至高神”，”发福生财”成为最高理想，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共存于同一时间和空间。

  在汉族看来，在所有的树种中，柳树是最不成材的，因此地位低下。可是在女真人看来，柳树却是“神树”，崇柳之风盛行不衰。文化信仰的差别是暂时的，随着文化的交流，逐渐趋于一致。时至今日，清源文化地区的民族风俗与信仰，如果不是专家们去精心考究，已经很难区分它原来的族属。比如对关公的崇拜，它原本是汉族的信仰，可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就在赫图阿拉城内建起宏伟的关帝庙，把关公称作“护国神”。有趣的是每当八旗出兵去攻打汉军时，还要恭敬地请示这位汉神。早期女真人发明的弯子炕、摇车、揭盖头、祭灶神、插艾蒿、坐福、烟袋、腊八粥、火锅、火墙，已经被汉族人和其他民族人全面接收过来，成为自己的民俗文化。有些早期女真人的信仰，如背灯祭、拜北斗等，已被淘汰。这种民族文化大规模，全方位急剧更替，融合，是通常地域所不见的，它成为清源文化的地域特色。

  清源文化中的满族文化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关系，不是同化，而是融化。所谓“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放弃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全面接受另一个民族文化，从而使这一民族文化加入另一个民族文化之中。这种情况在清源文化中是不存在的。民族文化融合，则是两个或多个民族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第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不是第二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种第三文化，它融合了原来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优秀因素，而产生的新文化。

  人类存在首先是有地域性区别的，各个地域的人群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文化。这样，各种文化就有了鲜明的地域性。地域性的文化往往就是民族性文化。由于民族地域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决定了民族性文化具有强烈的遗传性和积淀性。民族性文化也不是永远处在划地为牢自我封闭状态。当旗人和民人“从龙如关，举族西迁”的时候，赫图阿拉时代的清源文化也随机西迁了。当八旗铁蹄西进燕山的初期，清源文化的品牌，是以强势姿态在中原推行。剪发、旗袍、狩猎、请神、祭天。后来，当八旗逐渐汉化之后，清源文化的某些内涵才在中原逐步退出舞台，成为历史文化，进入博物馆。

  清源文化是开放型的文化，它的文化交流渠道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物质交流，通过物品进行物质文化交流，一定的物品总是含有一定的制造技术与造型艺术，在交流物质的同时，也交流了精神文化。这种交流，女真人是通过“马市”来实现的；其二，是精神文化交流，通过图画、书籍、音乐等特殊的物质制品来进行；其三人员交流，女真人向汉族人学习，早在“拖克索”时代就已开始。后来以龚正陆、范文程等汉学大师为师，引进汉文经典，造就了清源文化的底蕴。

  清源文化中的服饰艺术更具特色。早期满族妇女不缠脚，所著鞋子绣有漂亮花饰，鞋底中央垫有10公分高的木质鞋跟，走起路来，可保持昂首挺胸的身姿和腰肢摇曳的步态。满族妇女的发式变化很大，姑娘时代，只简单做把头。出嫁时，把头发梳成辫子并挽成单发髻，结婚后的发式有双髻式、单髻式等多种，双髻式发型把头发从头顶分梳为前后两部分。前髻梳成平顶状，以便带冠，颈后髻梳成燕尾状，在胫后伸展开来，它使得颈子总要保持挺直的状态，因此，满族妇女走起路来就更显得高贵、尊严。女子喜穿长及脚面的旗装，或外罩坎肩。服装喜用各种色彩和图案的丝绸、花缎、罗纱或棉麻衣料制成。有的将旗袍面上绣成一组图案，更多在衣襟、袖口、领口、下摆处镶上多层精细的花边。脚着白袜，穿花盆底绣花鞋，裤腿扎青、红、粉红等各色腿带。盘头翅，梳两把头或旗髻。喜戴耳环、手镯、戒指、头簪、大绒花和鬓花等各种装饰品。

  早期满族男子多穿带马蹄袖的袍褂，腰束衣带，或穿长袍外罩对襟马褂，夏季头戴凉帽，冬季戴皮制马虎帽。衣服喜用青、蓝、棕等色的棉、丝、绸、缎等各种质地的衣料制作，裤腿扎青色腿带，脚穿棉布靴或皮靴，冬季穿皮制乌拉。顶上留辫子，剃去周围的头发。

  满族男女都喜爱在腰间或衣服的大襟上挂佩饰。男子有火镰、耳勺、牙签、眼镜盒、扇带。女子有香囊、荷包等。大多用绸缎缝制，花色品种繁多，制作精美。

  满族地秧歌（鞑子秧歌）是清源文化中最早流行的艺术品种。在八旗兵营中广为流传，它和当时流传的满族歌舞“莽式空齐”同为这个地区人所喜爱。这种秧歌随着八旗进关和横扫中原，也带到全国各地。据曾寿《随军纪行》记载，康熙十九年正月初一，为平定三藩出征到广西时，时值新年之际，八旗章京、兵丁皆大吃大喝，然后纷纷装男扮女上街扭鞑子秧歌。据《奉天通志》记载，这种鞑子秧歌流行于铁岭、抚顺、清原、新宾、本溪一带。前导者反穿皮袄，斜挎串铃，手握皮鞭，前行开路。搭子秧歌到了近代，增加了大锣、大鼓、大铙和锁呐伴奏。“伞头”被取消，改为“傻公子”，并增加了“青蛇”“白蛇”“小老妈”“傻柱子”“阔大爷”等人物。

  在早期满族民间，还有许多沿袭传统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形成的歌舞形式。如萨满祭神时边唱边跳的表演，能根据所祭神的不同，摹仿出虎、豹、熊、鹰、鹿等各种动作，民族特色十分突出。

  清源文学艺术原本是多彩的。在已发掘继承的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有满族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地秧歌、满族民间故事、满族纸贴画、满族蝴蝶画等几十种传承项目。有的已经列为世界非物质遗产。

  对这些地域文化进行历史性考察和研究，从其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明的同一性，这不仅对全面了解地域文化特点，而且对建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更具有重要意义。


该文章所属专题：赵广庆专栏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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