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抚顺

王平鲁：清入关前满族医药活动初探

2014-03-01 22:30 《赫图阿拉满族姓氏家谱研究》王平鲁 2535

清人关前满族的医药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州女真时期、努尔哈赤时期、皇太极时期。认真研究清入关前满族的医药活动,可以管窥清前时期满族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痕迹。

清人关前满族的医药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州女真时期、努尔哈赤时期、皇太极时期。认真研究清入关前满族的医药活动, 可以管窥清前时期满族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痕迹。

王平鲁：清入关前满族医药活动初探图1

萨满巫师

一

建州女真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落后。满族先民对疾病的治疗还处于蒙昧无知状态，根本不知道疾病发生的机理和原因，对于疾病和死亡具有异常的恐惧心理。每当疾病和死亡来临时，人们往往束手无策。当时解决身体健康、治疗疾病的措施只有一种：请求萨满巫师祈祷，祈盼神灵祖宗保佑。当他们生病后，相信与鬼神有直接关系，认为或因许愿未还，或因妇女身体未洁而身近或冲撞某位神只，或因语言不慎，触致神怒，或因病人某处不慎得罪鬼神，致使灵魂为鬼所摄，魂不附体而染病，种种病源，非请萨满向神求情许愿而不能得愈。故此建州女真时期的满族先民，医病的主要方式即为请萨满跳神祈祷。

跳神看病，一般在日落后进行。萨满跳神时，身穿神衣，头带神帽，打动大鼓，振响腰铃，双目半开半闭，口中念念有词，咒歌请神，驱鬼捉魂，一次不愈，再行下次。这种祈祷治病的方式，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宋人《三朝北盟会编》上记载金代女真人的风俗习惯时，就称“其疾病，无医药，尚巫祝”。

请神治病之时，还要对神灵予以祭供，祭以猪、牛、羊及粘面位品、蜂蜜等物，并施以烧纸。遇有大的瘟疫，对神只和祭供还要有所特别选择。譬如《全辽志》记载，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定辽前卫指挥使邓佐在抚顺边外战败自刎而死后，被边外夷人视为神抵，“至今抚顺夷人凡有疫疠，必易中国猪祷享乃应”。[1]此类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建州女真人遇有疾病，主要依靠神祗来保佑自己。

二

努尔哈赤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女真社会的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满族先民对疾病的认识和医药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虽然当时的朝鲜人有“疾病则绝无医药针灸之术，只使巫觋祷祝，杀猪裂纸以祈神，故胡中以猪纸为活人之物，其价极贵云”[2]的记载，但从文献记载看，这个时期虽然仍重跳神，但已知药物的作用，对某些疾病已开始懂得用药物治疗。所谓“病轻服药，而重跳神”[3]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譬如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额尔德尼“被他家的婢女告发，收下了朝鲜人送来的绢，把获得的东珠和金隐藏在井里。在辽东没收家产时，额尔德尼巴克什去妻弟家隐藏东珠和金”。在努尔哈赤亲自审理此案时，额尔德尼先是不承认，后又辩解说那东珠是为了 “在儿子牙痛时，想研末敷上（亦即治疗用），才去要了东珠”[4]。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当时的女真人已经懂得利用珍珠来治病，知道珍珠有镇静安神止痛的作用。

王平鲁：清入关前满族医药活动初探图2
萨满所用的法具——神鼓

同时，女真人已经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对身心的影响。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针对大臣及国人过度嗜酒的情况发表了一篇长篇训示，引用他人之语，列举了酒的种种害处。“饮酒后与人打架，用刀刺人、砍人。他得报应被杀，从马上掉下来，手足跌断，脖子跌断死去，被妖怪抓住死去，呼吸不通, 得了噎病，和父母兄弟交恶，喝醉毁坏器皿、家业破产，降职衰败。”最后表示：“饮烧酒、黄酒有什么好处呢？从前的贤人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美酒可口害其身。悦耳之言无济于事，忠言逆耳利于行。’要禁止过度饮酒。”[5]努尔哈赤这种对过度饮酒危害性的认识，虽然掺杂有迷信的“报应”思想，但却包含着对身心保健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医药活动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对某些疾病特别是对传染病的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提高。

当时危害最烈的传染病是天花。女真人把天花称为“疸疫”，称出天花者为“患痘”。按照明人的说法，北方少数民族原无天花，如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曾写道：“鞑靼种类，生无痘疹，……近闻其与中国互市间，……遂时一有之。”说明女真人的天花是在与蒙、汉等民族间频繁的经济与军事往来中传染开来。

这种疾病非同他病，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采取隔离措施才能免患此病，因此一旦天花流行，一概以避待之，这一认识，已经成为当时女真人的共识。史书记载，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努尔哈赤领兵4万出征叶赫，叶赫将各处部众聚集一处，唯有 “乌苏城的三百家因为出天花而没走”。努尔哈赤在夺取了包括乌苏城在内的叶赫19城后，“放火烧掉房屋、城郭、粮食”。这里虽没有讲焚烧城屋粮食的原因，但是考虑到连当时最急需的粮食都一起烧掉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是因为努尔哈赤恐怕天花流行传染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

王平鲁：清入关前满族医药活动初探图3

人参是后金与明贸易的大宗货物

在药材方面，据史料记载，努尔哈赤时期已经知道大量囤积人参。人参是后金与明贸易的大宗货物。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明朝方面借口鲜参湿潮，停止了马市贸易。努尔哈赤发明煮晒法，使鲜参成为成品参，“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6]。虽然这一时期女真人方面没有人参药用的记载，但是知道人参的药用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初刻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人参的记载，并明确说明了产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7]考虑到当时人参贸易的规模和长期性，可以推测出满族先民是早就知道了人参的药用价值的。

三

皇太极时期，满族在医药卫生方面的发展已有相当大的进步。

这个时期，在八旗队伍及皇太极的周围，已经有了专职的医生。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正黄旗苏鲁迈……面中枪，不退，上遣医视创，赐号巴图鲁（英雄)”。“天聪五年（1631年）四月：总兵官额附侈养性部下，攻台中炮折足，皇太极闻之，遣医往治。” 后因伤重一时难愈，皇太极下旨谕诸臣曰：“若此者，尔等当亲视医疗，如不能治，何不早奏于朕，遣医治之。”文中提示皇太极非常重视外伤医疗情况。规定“凡士卒有伤则调治之，病则慰问之”。 “重伤则重礼，轻伤则轻礼，记功行赏”[8]。

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初三，皇太极表示：“要是懂得医治疔疮的医生，可以医治。若不会医治，不能治好，不要医治。你不懂医治，贪得钱财而饶幸医治，人若死了；另外，若把其他的疮病诡称为疔疮医治，定罪。”[9]《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1632 年）李伯龙劾宁完我奏中，曾提到宁完我“同人赌博，输财百千，回家后复尔赌博”，被“张医生告在吴参将处”，可知这时已出现专职的医生。

在天花的防治方面，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巳有了进一步的防治措施。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宣谕，以后“凡遇出痘时，不许扎糕、煮酱、淋灰水……，今后有不遵者，问罪”。又规定： “未出痘子的和硕宗王、郡王、多勤贝勒、固山贝子，若有病疾，欲互相看望，过九日后问去。如果不是痘子，方可看去，九日内先差人探听消息，莫要讨好自去看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满人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天花是可以通过食物、人身接触等传播渠道传染的。同时，皇太极还设立了专门的“避疸所”，控制天花的流行和传播。《沈阳状启》中就有“此处疫疾大至，皇帝避在远村闾家，外人切不得相通”[10]等诸如此类的大量记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建立并坚决实行天花隔离制度，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由于这一时期满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中医中药的应用和使用已经成为皇太极时期的可见之事。皇太极身边的中医，就曾到沈阳的高丽馆中为朝鲜世子称病，探听其称病的虚实真伪。同时，皇太极病危期间，也曾请朝鲜医生为皇太极诊病。如崇德八年 (1643年）三月二十六日，“龙将（即英俄尔岱）率喝林博氏来诣于（朝鲜）世子前，寒暄后，辟左右，招入蔡得沂（朝鲜医官），不言某人之病，而只问病根与痛势。蔡得沂以宜用九味清心丸及生地黄等药为答。”

至于中草药的采用，更是广泛。《沈阳状启》中有大量的后金方面向朝鲜索取生姜、楮实、沥竹、大黄的记载。如崇德三年 (1638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使龙将通之曰：‘欲为药用，楮实十两觅得入送’”；崇德六年（1641年）十二月初三日，“（朝鲜）通事韩甫龙以龙将意来言：‘入来生姜中冻不堪用者居多，兹以退送。凡干所为之意，已知其致力。而改送之际，更需另护，藏之以细切蒿草，裹之以数重獐皮，盛诸团子，俾趁岁前入送。’”在天聪九年（1635年）的掠获中，列有“银朱十二斤三两、水银三十四斤十四两、麝香十六包”等中药材[11]。可知当时满族人对中草药已不陌生，并已开始懂得用某些中草药来治疗疾病。

到了清入关前期，医生的普及已是一件较为平常的事情。如顺治元年（1644年），漂流到中国海面上的日本渔民在由沈阳送往北京的途中，日本人曾记载：“在我们这些人里，无论哪一个人有病，身体稍微有些不舒服，就有医生来给看病。”说明沿途各地都有医生。同时还记载：“因为日本人爱干净，我们经常有洗澡的机会。”[12]说明满族人对洗澡这种卫生习惯也并不陌生。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清入关前满族先民医药活动由最初的愚昧迷信，发展到后来知道运用中医和中草药来治病，其医药活动发展步伐相对来说是较快的。这与满族充分消化吸收了汉人及朝鲜人的先进医药、医疗方法和手段有关。大量的历史资料已经充分证明和显示了这一时期的满族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与时俱进的民满族先民具有极强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不断学习别家所为我所用，因而才使清朝前期的医药活动得到了进步和发展。

注释：

①《全辽志》卷4，宦业。

②《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本。

③《全辽备考》卷9。

④⑤《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三分册，辽宁大学本。

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⑦《本草纲目》卷12，草部。

⑧《清太宗实录》卷5。

⑨汉译《满文旧档》天聪九年七月，辽宁大学本。

⑩《沈阳状启》戊寅年四月二十九日条。

[11]汉译《满文旧档》天聪九年十二月，辽宁大学本。

[12]《鞑靼漂流记》，辽宁大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