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考释》中，曾指出两种情况，一是天聪六年以前，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共同执政，“凡国人朝见，上（指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这种情况一直到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自是年更定，上始南面独坐”才算结束。牌是天聪五年正月所发，这时候正是四大贝勒共同执政时期，因此，天命年号的印章仍然沿用着是十分可能的。还有一种情况能补充说明上述的可能性：牌上书写的蒙文字迹，压在印章上。这就是说，牌与印章在先，字迹是后写上去的。也即天聪时期下诏，沿用的是天命旧物。这方老满篆文印的每一个字的尾笔都径直下拉到底，这种书体极原始，酷似蒙文，因此，可以说是从蒙文脱胎不久的书体。它为我们提供了满文在形成过程中，最早的实物例证，对研究满文语音和字形的变化是极其宝贵的。可惜这方印遍查无着，记载中也不见，这是令人遗憾的。
二、无圈点满文印牌
有人以为“印牌”清代本无之，是拙著《信牌印牌考释》中，杜撰出来的。其实不然，清代档案中，就曾指沈阳故宫收藏的牌心刻有方槽，专贴印模的这部分牌子为“印牌‘我只不过按照博物馆对文物称呼的惯例，在印牌之前，加上文物本来的特点，称之为“无圈点满文印牌”罢了。原中央档案馆所藏的题为《盛京内库原贮器皿等项清册》的档册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故宫原贮“蒙古字信牌叁拾玖件，木印牌叁佰玖拾玖拾件，木信牌玖拾玖件”。其中所谓“木印牌叁佰玖拾玖件”者，从名称到数量，都是今天仍然存贮于沈阳故宫的无圈点满文印牌，当无丝毫异义。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