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菟明月网(原抚顺七千年网站)

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   > 古代抚顺

古代抚顺

王明琦: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2)

2014-03-21 21:40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4期 王明琦 2252
关于蒙文信牌正面刻文和背面诏文款识的汗号,其译音均为“车臣汗”。“车臣”汉译为聪明的意思。用“车臣”一词作为汗号的有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达延汗,有喀尔喀车臣汗部的硕垒汗。


  《再考释》已确认是皇太极,那么把木牌说成是“天命旧物”,岂不是推翻了自己对“聪明汗”是皇太极的译文吗?再就印章而言,《再考释》说在天聪六年之前“是四大贝勒共同执政时期,天命年号的印章仍然沿用也是可能的”。这是揣测之言,且不符合历史情况”。首先,从天聪三年起,皇太极用八大臣代替三大贝勒入值,削弱了三大贝勒实权。天聪四年又幽禁了二贝勒阿敏。到了天聪五年削掉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四大贝勒执政”早巳名存实亡。其次,在印信使用上,尽管现在还找不出有关后金汗所使印信的记载,但是从天聪元年到五年这段时间里,后金汗皇太极和朝鲜李氏王朝以及朱明王朝的书信往来是很频繁的,怎能设想皇太极作为后金国汗,连方印章都没有,而沿用天命时期努尔哈赤的印章呢?况且,到了天聪六年八月,就连皇太极设置的六部衙门都启用各自的印信了。


  还有一点,《再考释》为了证明“天命大金国汗之印”是努尔哈赤时期的,说“这方老满文篆文印的每一个字的尾笔都径直下拉到底,这种书体极原始,酷似蒙文。因此,可以说这是从蒙文脱胎不久的书体。”诚然,老满文是有时代性的,但它从1599年额尔德尼创制老满文开始到1632年达海加圈点为止,这一段是跨有天命和天聪两个时期。说满文尾笔直书,是一种原始书体,就有清一代而言是对的。但是就入关前来说,并不尽然。不仅老满文有尾笔直书的,就是新满文也有尾笔直书的。乾隆十三年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中说:“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书,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以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就是这里说的四宝之中,有一方崇德时期的《皇帝奉天之宝》,它是新满文,其书体也是尾笔直书,由此可见,满文的尾笔直书不能作为天命朝和天聪朝的断限依据,更不能说尾笔直书是“蒙文脱胎不久的书体”。据此,我认为“天命大金国汗之印”并非是努尔哈赤天命时期的,而是皇太极天聪时期的。详见拙作《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5期)。


  关于“印牌”一称的依据问题。《再考释》提出“印牌”的依据,只有一条清内务府陈设档《盛京内厍原贮器皿等项清册》,据这个清册中记载:沈阳故宫原贮“蒙古字信牌参拾玖件,木印牌参佰玖拾玖件,木信牌玖拾玖件。”遗憾的是《再考释》引用这件档案时没有注明朝年,因而就无从得知清代在什么时间提出“印牌”这个概念。然而,据查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内务府另一条陈设档《宫殿楼阁缺失陈设器物清册》中,记载盛京宮殿西七间楼缺失书籍、墨刻、器物等,其中有“蒙古字印牌壹拾玖件,木印牌窒佰贰拾件、木信牌参拾伍件。”按,这里记载的“蒙古字印牌”就是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的蒙古文信牌,木印牌是“皇帝之宝”信牌,木信牌则是崇德时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如果说“印牌”这一概念是出自清代档案的话,那么《再考释》和本文所引的两条陈设档,在蒙古字木牌的名称上,一个记载是“信牌”,一个记载是“印牌”,不知这两者谁为是,谁为非?


免责声明本网站是公益网站,一部分文章、图片、视频来源于其它媒介,文章内容属于原作者的观点表达,不一定代表本网站观点。本网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任何侵犯个人权益和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标签:后金  印牌信牌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