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琦：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2)

　　关于“印牌”一称的依据问题。《再考释》提出“印牌”的依据，只有一条清内务府陈设档《盛京内厍原贮器皿等项清册》，据这个清册中记载：沈阳故宫原贮“蒙古字信牌参拾玖件，木印牌参佰玖拾玖件，木信牌玖拾玖件。”遗憾的是《再考释》引用这件档案时没有注明朝年，因而就无从得知清代在什么时间提出“印牌”这个概念。然而，据查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内务府另一条陈设档《宫殿楼阁缺失陈设器物清册》中，记载盛京宮殿西七间楼缺失书籍、墨刻、器物等，其中有“蒙古字印牌壹拾玖件，木印牌窒佰贰拾件、木信牌参拾伍件。”按，这里记载的“蒙古字印牌”就是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的蒙古文信牌，木印牌是“皇帝之宝”信牌，木信牌则是崇德时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如果说“印牌”这一概念是出自清代档案的话，那么《再考释》和本文所引的两条陈设档，在蒙古字木牌的名称上，一个记载是“信牌”，一个记载是“印牌”，不知这两者谁为是，谁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