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琦：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3)

    由于蒙古字木牌记载的名称不一，必然会引起蒙文木牌和木印牌两者名称是否一致的问题。我认为档案所以有“印牌”之称，是因为盛京宫殿原藏有三种木牌，除“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有明确的“信牌”名称外，其它两种木牌都没有明确的名称标志。1903年俄军占领奉天城撤出后，淸内务府清点宫殿器物，清点人造册登记时因物取名，并没有什么典制的依据，致有“印牌”之称，且出现一物两称的混乱。如果要用这种不够准确的档案记载作为“印牌”这一概念的依据，并以此去纠正《实录》、《东华录》有关信牌的所谓“不确切”译文，甚而武断地指责别人把信牌和印牌“混为一谈”，恐怕是不够慎重的。我认为“皇帝之宝”作为一种信物、凭证，把它称之为“信牌”是无可非议的。

　　此外，《再考释》依然把《满洲实录》和《东华录》中几点有关明将请降，努尔哈赤“给以信牌”（或印）作为“皇帝之宝”信牌的时代和用途的依据，也是不妥的。其实，“皇帝之宝。信牌的时代和用途，和《满洲实录》、《东华录》记载的“信牌”是两回事。这在拙作《后金时期两种信牌》一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至于《满文老档》散档中所载《名官誓词》中的“执汗牌”，更与“皇帝之宝”信牌无关，无复赘言。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