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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琦: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3)

2014-03-21 21:40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4期 王明琦 2361
关于蒙文信牌正面刻文和背面诏文款识的汗号,其译音均为“车臣汗”。“车臣”汉译为聪明的意思。用“车臣”一词作为汗号的有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达延汗,有喀尔喀车臣汗部的硕垒汗。


    由于蒙古字木牌记载的名称不一,必然会引起蒙文木牌和木印牌两者名称是否一致的问题。我认为档案所以有“印牌”之称,是因为盛京宫殿原藏有三种木牌,除“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有明确的“信牌”名称外,其它两种木牌都没有明确的名称标志。1903年俄军占领奉天城撤出后,淸内务府清点宫殿器物,清点人造册登记时因物取名,并没有什么典制的依据,致有“印牌”之称,且出现一物两称的混乱。如果要用这种不够准确的档案记载作为“印牌”这一概念的依据,并以此去纠正《实录》、《东华录》有关信牌的所谓“不确切”译文,甚而武断地指责别人把信牌和印牌“混为一谈”,恐怕是不够慎重的。我认为“皇帝之宝”作为一种信物、凭证,把它称之为“信牌”是无可非议的。


  此外,《再考释》依然把《满洲实录》和《东华录》中几点有关明将请降,努尔哈赤“给以信牌”(或印)作为“皇帝之宝”信牌的时代和用途的依据,也是不妥的。其实,“皇帝之宝。信牌的时代和用途,和《满洲实录》、《东华录》记载的“信牌”是两回事。这在拙作《后金时期两种信牌》一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至于《满文老档》散档中所载《名官誓词》中的“执汗牌”,更与“皇帝之宝”信牌无关,无复赘言。


  本文的粗浅辨证,会有许多谬误,诚望识者指正。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4期


王明琦: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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