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邀兔崖事件尘封多年的秘密

　　一场变故后，村里十几人被送往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长眠异乡。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在淄博，被掳去东北地区当劳工的人，还有很多。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华北一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劳动力供应地。从1934年到1945年，被日本侵略者从华北掳掠到东北的劳工以及东北当地劳工达数百万人。他们同样也是二战劳工。

　　全媒体记者 孙锐

　　接二连三的噩耗

　　时间追溯到1941年农历七月里的那个夜晚。

　　当时的博山县邀兔崖村，一场鸿门宴安静地进行着，并没有惊动过多的村民。在精心策划下，邀兔崖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20多人被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宪兵队包围在村里一个院落里，20多人中多数为共产党员，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无奈人数以及武器都不占优势，除了3人逃脱外，其他人悉数被捕。

　　第二天天一亮，有人被抓的消息迅速在村里传播开来。“当时人们一时没了主意，都像无头苍蝇一样。”郑志铭的孙子郑良前告诉记者。

　　村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当时的邀兔崖镇公所，一时间，镇公所里挤满了被抓者的家人，哭喊声连天。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抓走。在镇公所的组织下，村民们开始想方设法救人，但是在当时，能够救人的途径只有一条：花钱赎人。

　　据郑良前介绍，1941年前后，山东连续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虫灾，大部分地区农业严重歉收甚至绝产，村民们的经济极为困难。在这种环境中，赎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经过努力，被押往博山宪兵队的卢曰会（公开身份是伪5保保长）因年纪大被放回；翟慎三因叔父翟所昌的关系被放回；郑志清、郑尔俊、翟作衡（邀兔崖党组织负责人）被赎回，剩下的人则受尽了酷刑。

　　噩耗接二连三地传到这个古朴的村落。

　　最先受害的是赵翠英的父亲赵炳焘。在监狱中，他轻信了一名赵姓看守的话，将写给党组织的一封信交给了他，结果这名看守立即将信给了宪兵队，赵炳焘被处死。

　　紧接着遇害的是郑万保，他在离开博山之前就被日本人杀害。

　　剩下的14人被押往当时驻扎在济南的日本最高宪兵队。

　　不久，周振福的家人收到了从济南寄来的信，周振福死在济南，翟所同也在济南遇难。

　　杳无音讯的亲人

　　除了在济南遇害的两人，押往济南的还有12人，他们生死未卜。经过多方打听，村民们才知道，这12人被送往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做了劳工。然而，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利，加之日伪军的扫荡，到处乌烟瘴气，淳朴的村民们所做的仅仅是祈祷，祈求自己的亲人在异乡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来。

　　转折发生在周振祥身上，他的出现让村民们对家人生还的希望更加强烈。

　　周振祥是周振福的三弟，两人同时被抓。早在押到济南的时候，公开身份是伪4保长的周振福便遭遇不测，家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周振祥一人身上。在打听到一些消息之后，周振祥的二哥周振禄托闯关东的周家人将周振祥救了出来。

　　在此之后，翟慎阶、翟所蛟、郑万清也设法逃了出来。

　　在惨案发生的那天夜里，年轻力壮的郑良镐跳窗逃了出去，在外面流浪了半年之后赶回家，然而，他面对的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村落。除去受害和逃脱的人，仍有8人下落不明。

　　据郑良前介绍，包括他爷爷郑志铭在内的，张汝玺、郑良玺、翟作杰、翟慎唐、翟所印、冯顺普、冯发普等8人都留在了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每天，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劳工们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

　　最终，8人死在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至今家属未见尸骨，加上死在博山的赵炳焘、郑万保和死在济南的周振福、翟所同，轰动一时的“邀兔崖事件”共造成了12人遇难。

　　1951年前后，博山县政府将郑志铭、张汝玺、郑良玺、翟作杰、翟所同、冯顺普、冯发普、赵炳焘（晓亭）、周振福、郑万保等10人追记为烈士。标有“烈士郑志铭” “烈士张汝玺” “烈士郑良玺” “烈士翟作杰”、 “烈士冯发普” 、“烈士翟子元”、“烈士冯顺普”、“烈士郑万保”、“烈士赵炳焘”、“烈士周振福”等字样的10块烈士碑，一直安放在郭庄东庵和南博山、北博山烈士祠。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烈士身份没被认可。

　　追寻足迹的曲折道路那些送往东北的劳工

　　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之后，赵炳焘的子女开始找寻死去父亲的痕迹。

　　1975年前后，赵炳焘的儿子赵保增连续给李东鲁（先后任博山县组织委员、博山县工委书记、原上海黄浦区区委书记）写信反映情况。1981年，赵炳焘的女儿赵翠英到上海找到原博山县县长、山东省副省长张敬焘，张敬焘对赵翠英说：这起事件我全了解，当时组织上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但环境太恶劣，加上县政府搬家（从石马搬往盆泉），未成功。

　　之后，赵翠英又到上海找到李东鲁，李东鲁用毛笔郑重地写了四页纸，在结尾签名盖章后，又将四页纸竖着摆开，盖了三个骑缝章，信中得出结论：对于这些人，当地应该按烈士处理！

　　当赵保增、赵翠英拿着材料到博山区民政局时，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需两个人证明，并且要证明谁破坏了党组织；他们死在哪里；埋在哪里。但由于环境恶劣，从1940年下半年起，中共博山县委在四区瓦峪村举办了基层党支部成员训练班，明确宣布，没有组织介绍，党员绝对不能发生横的联系，很多党员的身份亲属都不知晓，加上能力有限，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的烈士名誉最终没有恢复。

　　1981年，郑志铭之子郑毓桂，张汝玺之子张振宇，周振福之子周桂彪，冯顺普之子冯乃敦、之孙冯延东，到淄博市干休所找到原博山县负责人刘惠之，要求作证明，刘惠之说：“当时给他们开了追悼会，还没来得及为他们办烈属证，我就调走了。”

　　然而，他们的后人并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2002年，北博山、洪山口两村8人恢复烈士名誉，媒体的相关报道，引起了郑志铭的孙子、青年作家郑良前的关注。“我没敢想恢复烈士名誉这件事，那太艰难，但是我们身上流着他们的血，作为后代，我有责任还原那段历史，让后人铭记，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让他们瞑目。”郑良前告诉记者，“每一个受害者的亲属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妻子，无一例外地守寡到老，无一例外地哭干了泪、哭坏了眼，无一例外地历尽艰辛、含辛茹苦，独自一人抚养子女。”

　　冯顺普的妻子，曾经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两次步行逃荒到辽宁抚顺寻找丈夫，历尽磨难，但最终未果，含恨终生。“这件事对他们后代的影响太大了。” 郑良前说。

　　而之前，曾经为了恢复父亲的名誉只身到上海、济南的坚强女子赵翠英，如今对此事已经心灰意冷。“父亲被捕后，母亲仅31岁，当时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加上敌人常来骚扰，并扬言报复，只能把父亲珍贵的照片烧掉，四处躲避，天天哭，哭干了泪，哭坏了眼。” 赵保增说，“那么多年没有结果，已经不抱希望了。”

　　事实上，对于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博山人并不陌生。被誉为县委书记好榜样的博山人焦裕禄，也曾在1942年6月被日寇抓往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做劳工，后来逃离虎口。

　　记者了解到，日本侵略者对其占领的沦陷区实行了“竭泽而渔”政策，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东北是日本经济掠夺的重要地区，华北、华南、华中等沦陷区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掠夺。其间，日本掠夺中国土地和劳动力的情况更是惊人，从1937年至1941年，5年中从华北地区抓走劳动力达400万，他们大多数被送到东北当劳工。“当然，如果能查找劳工档案，知道他们何时死埋何地，如果能起诉日本的公司最好，经济补偿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对历史有个交代，让逝者安息。”郑良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