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及其作用(2)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当时的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5][卷，p.20-21]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也是统一萨满教信仰的过程。因为在当时，各部信仰的萨满教各成体系，并且成了为各部军事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各部的堂子已经成为各部的精神支柱，而萨满在其中更是起到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重要作用，有些部族的萨满甚至就是由该部的首领担任。因此，努尔哈赤灭掉哈达、朱舍里、长白山、辉发、叶赫、董鄂、乌拉、斐攸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各部的神、神辞或被烧毁或被改造，以此割断人们同以往世界的联系。[3][p.53]在摧毁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还屠杀了大量萨满。在攻灭一个部族的时候，首领或许能留下，而萨满则不能。根据满洲传世口碑，乌拉部被灭后，被杀萨满近千人，别部也多遭此厄运。[5][p.116]

　　2.独尊爱新觉罗氏堂子

　　在摧毁女真其他部落堂子的同时，努尔哈赤确立了爱新觉罗氏堂子的独尊地位，并对堂子祭祀的神灵作了调整。其采取的做法是在“各姓普遍信奉的神只中找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并结合本族少数的几位神，组合成一个新的堂子祭神群，通过皇族祭祀上的影响和强制性的祭礼大法进行推广新神、限制旧神的运动”。[3][p.53-54]

　　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时，即设祭天祠堂，当时还比较简陋，仅为“五椽，盖瓦”。[6][p.14-15]后在赫图阿拉时，其“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7][p.43]天命六年(1621)，后金迁都辽阳东京城后，在东京也建了堂子祀神。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又把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8][卷85，p.2553]遇重大事项，努尔哈赤必率众祭堂子进行祷告。例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等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众迎敌前，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复再拜”，并拜祝曰：“愿敌人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祈默佑，助我戎行。”[9]逢重大节日如天命九年元旦(当时元旦指农历正月初一)，努尔哈赤也“往祭堂子”。[10][p.570]祭拜堂子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活动，《清朝文献通考》载：“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诣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11][卷99，p.5719]通过对祭堂子的高度重视，可见萨满教在女真人心目中的至高地位。

　　(二)对儒释道和喇嘛教采取了包容政策

　　在整合并尊崇萨满教的同时，努尔哈赤对汉族的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包容政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当时女真尚未进入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12][卷2，乙卯年四月，p.332]“七大庙”具体是哪7座寺庙，未见史料详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其中有关帝庙、文庙、堂子、玉皇庙和地藏寺。在尚未建立政权之际，在当时人力物力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耗时3年，同时修建7座寺庙，显然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而且已知的5座寺庙，囊括了萨满教和儒释道三教。其中堂子属于萨满教，文庙属于儒教，地藏寺属于佛教，玉皇庙、关帝庙属于道教，可见努尔哈赤不仅对萨满教，而且对儒释道三教都尊崇有加。努尔哈赤对佛教、道教的尊崇，留下了许多相关的传说，清人对此也有记载：“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13][卷3，p.60]萨尔浒大战后，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看到努尔哈赤“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将胡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7][p.43]显然是一个佛教徒的形象。努尔哈赤还十分注意保护寺庙，他曾下令“不准任何人毁坏庙宇，不要在庙里拴马牛，不要在庙里出恭”，违者“将逮捕治罪”。[14][p.74]

　　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努尔哈赤对蒙、藏地区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僧侣也优礼有加。天命六年，囊苏喇嘛从蒙古科尔沁部来到后金，努尔哈赤与其握手相见，并设宴款待。[10][p.203]10天后，囊苏喇嘛属下两个小喇嘛来归。[10][p.208]第二年元旦，努尔哈赤就让这两个小喇嘛随同后金的王公大臣一同参加新年朝拜。[15][p.88]囊苏喇嘛感念努尔哈赤的优待之恩，临终前叮嘱将其遗体葬在辽东。囊苏喇嘛死后，努尔哈赤为其在辽东城南门外修庙治丧，将其后事料理得十分周全。[10][p.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