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恩实:第一玄菟郡辖区侧证(5)

　　由此看来，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置边郡，是以“族群”(或称“族类”更为近之)为基础的，并以该“族类”人群中之最大部族地为郡治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承认沃沮(秽)与高句丽(貊)的区别，至少汉代不曾将他们列为同一族类，便不应考虑将两者归入同一郡下。

　　《三国志·东沃沮传》:“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汉书·东沃沮传》:“以沃沮地为玄菟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明玄菟郡下只有沃沮呢?从益州郡、犍为郡的设立情况看，这种理解值得商榷。以滇为益州郡，滇只是郡之核心，还包括靡莫之属；以夜郎为核心设犍为郡，夜郎只是一县。由此看来，《三国志》“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即玄菟郡治设在沃沮城更为得实。当然，如果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以(滇)为益州郡”的记载看，“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即以最大邑落指代整个区域也说得过去。

　　《后汉书·东沃沮传》又载:“(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丽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所谓“以沃沮为县”，当即《汉书·地理志(下)》所载乐浪郡属县“夫租”。再来对比夜郎的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以后牂柯郡设立，夜郎便为之一县了。两相参照，进一步说明沃沮在第一玄菟郡的地位类似夜郎在犍为郡，只是郡之核心部分而已。由此看来，肯定还有其他隶属第一玄菟郡的小邑落，设有若干县，只是史文缺其载。一说第二玄菟郡之西盖马县在第一玄菟郡时即已存在，可备一说[3]。

　　上引《后汉书·东沃沮传》载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丽西北”，其中“夷貊”指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土著部族是没有异议的。可对照的是《汉书·贾捐之传》所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立儋耳、珠厓郡……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对比儋耳、珠厓郡属民的“反”与“夷貊”对玄菟郡的“侵”，恰恰说明“夷貊”是玄菟郡治外之民。

　　其次，再来看第一玄菟郡的管理模式。揆诸史籍，汉武帝时期对新开拓地区的管理，一般是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即在内地郡县制与土著自治之间寻求变通。概括而言，大致有三种模式:

　　其一，属国模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管理方式，如正义所言:“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正所谓“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属国之制基本实行土著人群自治的管理模式，汉则置属国都尉统摄之。这种模式主要在非农耕部族中推行，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

　　其二，郡县体制为辅，土著自治为主的模式。如始置之犍为郡，上引《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苻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颜师古注曰:‘比之于汉县也。’)。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以夜郎侯子为县令，“比之于汉县”，则所谓郡县制不过是表象而己。当然，随着初置之犍为郡很快解体，这种极端自治的假郡县制很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