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孙权对辽东的经略(3)
2014-09-27 12:14 抚顺七千年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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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与其浮海求夷洲一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孙权频繁出使辽东，是其统一天下的愿望的反映。历代史家在论孙权时，多以“偏安江东”、“限江自保”目之。似乎孙权并不象曹操、刘备那样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鼎足江东”、“限江自保”不过是其实现统一天下的基础和条件，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统一天下。早在建安五年(200)，孙权统事之初，就已与鲁肃议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论者或以孙策临终对孙权所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吴志·孙策传》），证明孙权以“保江东”为能事。似乎孙策倒有统一天下之志，孙权反不如孙策。其实，孙策之所谓“与天下争衡”，与孙权相比是有差距的，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孙策之“与天下争衡”，不过是建立“桓、文之功”，而孙权则把它提升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我们把孙策时张纮之江都对策，与孙权时鲁肃之吴中对策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种差距。张纮，广陵人，“孙策创业，遂委质焉”（《吴志·张纮传》），参与谋议，甚见信任。孙策在江都时，曾“数诣（张）纮，咨以世务”。孙策问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世者也…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扬，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张纮答道：“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扬，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吴志·孙权传》引《吴历》）由此可见，孙策之“微志”，不过是“扶危济乱”，“为朝廷外藩”。张纮之对策只是以“匡复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为最高目标。而到了建安五年孙权统事时，周瑜荐鲁肃于吴，“与语甚悦之…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吴志·鲁肃传》）。
在这里鲁肃否定了“建桓文之业”以匡扶汉室的老套子，提出了“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口号，这在东汉末年是最早的。而诸葛亮在日后的隆中对中仍以“汉室可兴”为号召。而且鲁肃对策比诸葛亮早七年已预见了天下三分的发展趋势，为孙权规划了建国道路：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后，孙权基本上按照这一建国方略以贯彻执行，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例如，陆逊建议“宽赋息调”，孙权答道：“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吴志·孙权传》）。其不以“守江东”为限，而以“定天下”为职志，溢于言表，言之凿凿。他对贺齐说：“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吴志·贺齐传》注引《吴书》）。公孙渊的“称藩”，使他认为这个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229年孙权称帝之前，收回了荆州，又与蜀汉建立了较为巩固的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之后，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二步计划，孙权便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229年“建帝王之号”以后的头一件事，便是派张刚、管笃出使辽东。通辽东之举集中于其称帝之后的十年中，看来不是偶然的。通辽东便是从战略上牵制曹魏，实现其“图天下”之大计之一。公孙渊之“称藩”，增加了孙权“图天下”之期望，以为“普天一统，于是定矣”（《吴志·孙权传》）。故其不顾群臣反对而派庞大使团出使辽东。出使辽东，正是说明了孙权不以“限江自保”为囿。通使辽东有很大冒险性，从求稳角度来说，以不通为宜，但从进取角度说，则不能不试。
第四，孙权通使辽东，是其海上开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评价孙权时，对于其远航夷洲和南海的事业，均给以肯定，作为其历史功绩来看待。然而，孙权之远航夷州和南海，与远航辽东和朝鲜半岛，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它们都是孙权在称帝后大力开拓海上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孙吴立国于东南沿海，尽管有发展海上事业的优越条件，但是在孙权建国的第一、二阶段，他还没有可能把注意力放在开拓海上事业，到了第三阶段时，他才有可能这样做，因此，这些海上事业基本上都进行于这一阶段。229年孙权称帝后，当年便通使辽东，第二年（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吴志·孙权传》）。接着，又派人远航南洋诸国。吕岱“既定交州，复讲讨九直…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吴志·吕岱传》）。此即朱应、康泰出使南洋百余国之事（参见《梁书·诸夷传》）。赤乌五年(242)，又派兵攻打儋耳、珠崖（海南岛）。由此可见，孙权在称帝后，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北通辽东、朝鲜，东求夷洲、亶洲，南使南洋诸国。这个活动，与孙吴进入“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阶段，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只有把通辽东与其求夷洲、通南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理解。人们对于孙权求夷洲一事，均加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却对通辽东一事讳莫如深，或大加贬斥，这是不公平的。论者在贬斥孙权通辽东一事时，往往以吴国臣僚之谏阻作为佐证。须知吴国臣僚不仅对孙权通辽东曾加以大力谏阻，对于通夷洲、亶洲同样也加以谏阻，而且其理由大致也是相同的，认为“得不补失”，应以江东为本，不必越海远求。（事见《吴志》陆逊、全琮传）。我们今天评价孙权通夷洲，当然不能等同于古人见识，而评价孙权通辽东似亦应作如是观。
第五，孙权通使辽东，是为了从海上取得马匹。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江左地区缺少马匹，对其军事力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孙吴面对的主要敌人，却有充足的马匹。因此，孙权一直千方百计从四面八方觅取马匹（参见拙文《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91·1）。辽东地区“多马”（《吴志·陆瑁传》），其“民习鞍马”（《吴志·薛综传》）。孙权通使辽东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得到辽东的马匹。陆瑁上疏孙权说：“国家所以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公孙）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吴志·陆瑁传》）。虞翻说通辽东是“入财以求马”（《吴志·虞翻传》注引《吴书》）。陆逊也说，通辽东之举“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吴志·陆逊传》）。公孙渊也说孙权“致遣货物，欲因市马”，故“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通高句丽后，一次便得到“上马数百匹”，但因“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对此，曹魏方面也非常清楚，辛毗上疏魏文帝说：“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魏志·辛毗传》）。而马匹对于其与曹魏抗衡“以图天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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