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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虎:孙权对辽东的经略(3)

2014-09-27 12:14 抚顺七千年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3511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与其浮海求夷洲一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孙权频繁出使辽东,是其统一天下的愿望的反映。历代史家在论孙权时,多以“偏安江东”、“限江自保”目之。似乎孙权并不象曹操、刘备那样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鼎足江东”、“限江自保”不过是其实现统一天下的基础和条件,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统一天下。早在建安五年(200),孙权统事之初,就已与鲁肃议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论者或以孙策临终对孙权所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吴志·孙策传》),证明孙权以“保江东”为能事。似乎孙策倒有统一天下之志,孙权反不如孙策。其实,孙策之所谓“与天下争衡”,与孙权相比是有差距的,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孙策之“与天下争衡”,不过是建立“桓、文之功”,而孙权则把它提升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我们把孙策时张纮之江都对策,与孙权时鲁肃之吴中对策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这种差距。张纮,广陵人,“孙策创业,遂委质焉”(《吴志·张纮传》),参与谋议,甚见信任。孙策在江都时,曾“数诣(张)纮,咨以世务”。孙策问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世者也…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扬,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张纮答道:“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扬,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吴志·孙权传》引《吴历》)由此可见,孙策之“微志”,不过是“扶危济乱”,“为朝廷外藩”。张纮之对策只是以“匡复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为最高目标。而到了建安五年孙权统事时,周瑜荐鲁肃于吴,“与语甚悦之…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吴志·鲁肃传》)。

  在这里鲁肃否定了“建桓文之业”以匡扶汉室的老套子,提出了“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口号,这在东汉末年是最早的。而诸葛亮在日后的隆中对中仍以“汉室可兴”为号召。而且鲁肃对策比诸葛亮早七年已预见了天下三分的发展趋势,为孙权规划了建国道路: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后,孙权基本上按照这一建国方略以贯彻执行,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例如,陆逊建议“宽赋息调”,孙权答道:“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吴志·孙权传》)。其不以“守江东”为限,而以“定天下”为职志,溢于言表,言之凿凿。他对贺齐说:“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吴志·贺齐传》注引《吴书》)。公孙渊的“称藩”,使他认为这个宿愿终于可以实现了。229年孙权称帝之前,收回了荆州,又与蜀汉建立了较为巩固的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之后,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二步计划,孙权便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229年“建帝王之号”以后的头一件事,便是派张刚、管笃出使辽东。通辽东之举集中于其称帝之后的十年中,看来不是偶然的。通辽东便是从战略上牵制曹魏,实现其“图天下”之大计之一。公孙渊之“称藩”,增加了孙权“图天下”之期望,以为“普天一统,于是定矣”(《吴志·孙权传》)。故其不顾群臣反对而派庞大使团出使辽东。出使辽东,正是说明了孙权不以“限江自保”为囿。通使辽东有很大冒险性,从求稳角度来说,以不通为宜,但从进取角度说,则不能不试。

  第四,孙权通使辽东,是其海上开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评价孙权时,对于其远航夷洲和南海的事业,均给以肯定,作为其历史功绩来看待。然而,孙权之远航夷州和南海,与远航辽东和朝鲜半岛,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它们都是孙权在称帝后大力开拓海上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孙吴立国于东南沿海,尽管有发展海上事业的优越条件,但是在孙权建国的第一、二阶段,他还没有可能把注意力放在开拓海上事业,到了第三阶段时,他才有可能这样做,因此,这些海上事业基本上都进行于这一阶段。229年孙权称帝后,当年便通使辽东,第二年(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吴志·孙权传》)。接着,又派人远航南洋诸国。吕岱“既定交州,复讲讨九直…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吴志·吕岱传》)。此即朱应、康泰出使南洋百余国之事(参见《梁书·诸夷传》)。赤乌五年(242),又派兵攻打儋耳、珠崖(海南岛)。由此可见,孙权在称帝后,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北通辽东、朝鲜,东求夷洲、亶洲,南使南洋诸国。这个活动,与孙吴进入“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的阶段,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只有把通辽东与其求夷洲、通南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理解。人们对于孙权求夷洲一事,均加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却对通辽东一事讳莫如深,或大加贬斥,这是不公平的。论者在贬斥孙权通辽东一事时,往往以吴国臣僚之谏阻作为佐证。须知吴国臣僚不仅对孙权通辽东曾加以大力谏阻,对于通夷洲、亶洲同样也加以谏阻,而且其理由大致也是相同的,认为“得不补失”,应以江东为本,不必越海远求。(事见《吴志》陆逊、全琮传)。我们今天评价孙权通夷洲,当然不能等同于古人见识,而评价孙权通辽东似亦应作如是观。

  第五,孙权通使辽东,是为了从海上取得马匹。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江左地区缺少马匹,对其军事力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孙吴面对的主要敌人,却有充足的马匹。因此,孙权一直千方百计从四面八方觅取马匹(参见拙文《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91·1)。辽东地区“多马”(《吴志·陆瑁传》),其“民习鞍马”(《吴志·薛综传》)。孙权通使辽东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得到辽东的马匹。陆瑁上疏孙权说:“国家所以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公孙)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吴志·陆瑁传》)。虞翻说通辽东是“入财以求马”(《吴志·虞翻传》注引《吴书》)。陆逊也说,通辽东之举“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吴志·陆逊传》)。公孙渊也说孙权“致遣货物,欲因市马”,故“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通高句丽后,一次便得到“上马数百匹”,但因“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对此,曹魏方面也非常清楚,辛毗上疏魏文帝说:“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魏志·辛毗传》)。而马匹对于其与曹魏抗衡“以图天下”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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