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兴装扮的旗袍

　　旗袍在经过了30年代的辉煌鼎盛之后，进入40年代继续着她的华美兴盛，样式仍然在不断的变化。

　　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日战争正进行到相持阶段，沦为“孤岛”的上海，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由于受时局的影响，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尺丝寸缕都变的非常昂贵，社会各界都大力提倡“旧衣运动”，在服饰装扮上也力行简俭，因此40年代初期普通百姓穿的旗袍大力简化，它不再象30年代盛行的那样衣边扫地，长度陡然缩短到小腿中部，也有的短到膝盖处。到了炎夏季节，又多取消了袖子，领子也变矮了，30年代那种缀着三粒纽抵着下颚的高领也不见了。在装饰上也崇尚朴素淡雅，省去了种种烦琐的装饰，连以前常用的滚边装饰也被省去了，繁琐的镶滚也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抛弃了，改用按扣，“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不管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张爱玲《更衣记》）这样的变化使旗袍变得更加轻便适体，线条更为简练、流畅。40年代，一幅广告画上，一位时装女子倚树而立，身穿一件明蓝色无袖的短旗袍，裙摆只到膝盖处，露出两只胳膊，就象一件短马甲，青春逼人。在与其它服饰的搭配上，旗袍仍然继续中西合璧式的装扮，在旗袍外套上西式短装、马甲、绒线衫、大衣，戴上手表、戒指、小装饰品等等，和30年代的只是一切从简。

　　另一方面，一些消极的人自甘于醉生梦死的日子，沉醉于粉饰的歌舞升平中，继续着她们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些人穿着裘领旗袍或者毛领大衣，配以奢华的首饰、胸花，围上披肩式的大围巾，绣上雕琢繁复的装饰等等，构成了战时旗袍讲究奢侈的另一种风格。

　　抗战胜利后，旧上海的奢华达到顶峰，考究华美的旗袍再度盛行，出现于30年代末的改良旗袍也再度流行。此时改良的力度也有所加大，胸省、吸腰省更为明显，更为合身适体，更加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此时旗袍的暴露程度也有所扩大，下摆从小腿上部提高到了膝盖处，从而形成了40年代新兴旗袍独特的风格。同时各种考究的滚镶也卷土重来，当时其它时髦服装能用的配件，旗袍几乎都做了尝试，在面料上则广泛采用镂空料、花边、珠片、亮片等做装饰，更加多了一种闪亮的感觉，尤其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别有一种亮彩。旗袍外加披风，披肩，戴西式的帽子等等，也成了时兴的装扮。

　　到40年代后期，国内的时装业已十分发达，新服装、新款式不断涌现，着装的风格更为多样化，此时在上海等大城市又十分流行美式服装，而旗袍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西服、连衣裙等西式服装已经可以随随便便地穿在身上。杭稚英为启东烟草公司所画的4个时髦女子，均穿着华美考究的连衣裙，式样各不相同，但都是长裙及地，她们所穿的服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新潮。此时广告画的画家们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时髦女郎及其养尊处优的城市生活场景作为表现内容，在新兴服饰的烘托下，女性形象更为突出，更加娇艳、丰腴、甜媚动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格。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旗袍也逐渐的走向时装化，衍生出不少新的服装样式，象旗袍裙之类，这些时装化的旗袍不具备领、襟、开衩这三种构成旗袍的特征性要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算是旗袍，但习惯上人们仍然将之视作旗袍。此时旗袍已经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了。

　　把御生堂珍藏的时装画面的老广告，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出，40年代旗袍变化的趋势是变短，更加合体，更能表现女性身体的曲线，暴露的程度有所加大，配穿的方式层出不穷，穿着的范围更加广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旗袍在中国相当普及，都市女性几乎每人都有一、二件，已经成为城市妇女十分普及的日常着装。除了农村妇女外，当时的中国女性无论贵贱、长少、胖瘦、几乎都穿上了旗袍。旗袍彻底成了国服。

　　建国后，旗袍被一种纯朴的平民化流行服装所取代。从这个时期开始，那些上乘和典雅的旗袍，只在为数有限的外事活动中展现。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与会者都是男着中山装，女着列宁服，只有独坐于后排的张爱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网眼绒线衫，“众芳摇落独暄妍”，在一片中山装和列宁服中分外的显眼也分外的格格不入，这大概就是旗袍的绝唱了。到50年代末，旗袍逐渐为中山装、人民装所代替，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尼，他的夫人王光美穿一身米黄带有黑色花边的旗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因此受到迫害。旗袍走向了沉寂。60年代，旗袍和其他装饰品一起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了。直到80年代初，旗袍才再度露面，并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但此时的旗袍在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了中国女子在正规隆重场合穿着的礼服，一种怀旧的寄托，衣着的点缀，不复30、40年代华美的盛况了。正如电影《花样年华》里所说的“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