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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族

清入关前统御汉官的策略(2)

时间:2014/11/15 11:09:20   作者:叶高树(台湾)   来源:《史耘》,第1期   评论:1
内容摘要:清政权深知历史上金、元两代“皆能用汉人以成事业者也,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注160)从其入关前的崛起、壮大,以至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正足以说明此一趋势。


  贰、清入关前汉官的来源与出身

  明代辽东为多民族混居的地区,(注13)又系“京师左臂”,(注14)战略地位重要,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注15)惟自明中叶以后,维持东北驻军粮饷的屯田法渐坏,加以边防军政所托非人,将吏贪婪腐化,导致军民逃亡事例层出不穷;(注16)至万历朝,情况更为恶劣,“一坏于朝鲜之应援,再坏于税珰高淮之蹂跃,辽人不复知有生趣”,“故民有谓生于辽不如走于胡者”。(注17)明朝在东北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而当时的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注18)努尔哈赤即是在此种形势下崛起。

  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努尔哈赤因父、祖为明军误杀,以及不满明朝支持挑起纠纷的苏克素护部人尼堪外兰为建州诸部首领,遂以其父遗甲十三副,起兵逐走尼堪外兰。(注19)此后,努尔哈赤即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其势力范围亦随之扩大,并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在赫图阿拉(兴京)称汗,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又称“后金”);至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时,“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注20)在努尔哈赤建国战争的过程中,每次作战,必期待多得财富与俘虏;同时,或为扩充战士集团,或为减少敌人的战斗力,也尽力吸收降人,对于自动归附者尤其优待。至于处理所得人众的方式,略为:俘虏分配给将士充做奴隶,降附者则予以编户,或编入各旗,或编为独立的牛录。(注21)

  在努尔哈赤向明朝正式宣战之前,汉人逃往建州女真境内者虽众,(注22)却未必是归附于后金,当时其所虏获、收编者,实以周边的少数民族居多;(注23)至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以“告天七大恨”誓师伐明之后,汉人的数量才渐增。汉官之中,似以刘兴祚仕清的时间较早,据《满文老档》,曰:“升平之际,乙巳年,爱塔弃其父母妻子及土地来投汗。汗怜之,授以备御之职。克辽东后,升授游击,遣驻金州”。(注24)乙巳年即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年),“爱塔”即刘兴祚,初因违犯明法,开原道将予以责罚,而逃入建州。(注25)虽无法确知刘兴祚是否于乙巳年便得备御一职,但至天命六年已由备御升任游击。

  较清楚的记载,则始自天命三年,努尔哈赤首先招降了抚顺所游击李永芳,并将所获降民千户,“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属”,令李永芳统辖,复以贝勒阿巴泰女妻之,授为总兵官。(注26)是时,明生员范文程居抚顺所,亦主动投效,努尔哈赤“见而器之,召与语,知其熟于当世之务,使随行”;(注27)又知其为名臣之后,特善遇之。(注28)李永芳、范文程为清代传记资料所见,最早降附且担任官职的汉人,此后,随著明清势力的消长,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官民陆续前往归附。刘兴祚、李永芳、范文程三人归附后金的过程,实代表了汉官的三种来源:一、犯罪潜逃;二、面临军事压力;三、自动归顺,且直到入关前夕仍是如此。(注29)惟清代官书所谓的“主动来归”或“投诚”者之中,有不少人是在战场上为清军俘虏;(注30)努尔哈赤亦指出,“尔等众官员,半为明帝判以死罪监于牢狱之人,半被废黜之人。且皆系获于阵,加以豢养之人也”。(注31)

  就汉官的出身而言,曾在明朝任职者,可以分为籍贯与仕明的职位两方面来讨论。在籍贯方面,自万历朝后期始,明朝政府为因应满洲曰益加剧的侵扰,群臣相继提出重用辽籍将吏的主张。例如:万历四十六年,南京陕西道御史赵绂疏言,“朝廷调大兵以全辽,不若先以辽全辽;借四方贤智之士为辽画,尤当先以本镇贤智之士使自为之画”;(注32)天启年间,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力倡“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注33)崇祯朝登莱巡抚孙元化亦谓“复辽土宜用辽人,固辽人宜得辽将”。(注34)这个政策的落实,固然解决了部分边防问题,然因辽籍官员的亲族产业多在当地,一旦面临前途抉择之时,顾忌往往较少,因此汉官以辽东人士占大多数。

  时人对此现象的解释,认为“辽人不可鼓以忠义”,(注35)但这未必表示内地派驻辽东的官员道德操守较高。例如:天命六年明御史张铨兵败被俘,宁死不屈,其忠君爱国的情操虽令人感佩,惟在言谈间却透露出内心的顾虑,曰:“我为使民众免遭伤亡,而愿以我之令名,流传于后世。我死,我之五子、妻、母俱可保全,若受尔养之,则我之亲族后代皆将死矣”。(注36)又天聪五年(一六三一年)大凌河之役,明监军道张春被擒,亦执意求死,曰:“崇祯帝及执政大臣,视我如犬马,遣我送死。兹受帝命而来与尔交战,因不能挡,为尔所败,我已被擒,我若死,则我五子及三孙得生”。(注31)可知惧怕明朝的报复,也是部分来自内地的官员坚拒投降的因素之一,不过这种恐惧感会因明朝的控制力转弱,而逐渐降低。

  在仕明的职位方面,努尔哈赤时代归顺的汉官,多为明朝中下级军官,其中又以守堡官居多。(注38)然随著明清势力的消长,其职级亦渐次提高,至皇太极时代,始有总兵官来降,(注39)而洪承畴以蓟辽总督降清,据汉官张存仁奏言,曰:“洪承畴既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剃发,酌加任用,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盖皇上特为文臣之归顺者,开一生路也”,(注40)更被视为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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