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一般汉人文士，由于努尔哈赤厌恶儒生，被虏获者往往沦为奴仆，才识出众者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亦不受重用；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注41）迨天聪三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极为选用人才，命“满、汉、蒙古中，有谋略素裕，可裨益军政者，各以所见入告，朕将择而用之”；（注42）又“欲振兴文治，于生员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注43）于是，汉籍文人经由荐举、考试等方式，亦渐得参与政治。（注44）
此外，汉官之中，间杂有原籍满洲者，例如：因潜通努尔哈赤而获罪逃亡的抚顺商人佟养性兄弟，“先世为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注45）天命四年率众投降的明开原城千总王一屏，本姓完颜；（注46）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年）献广宁城的明千总石廷柱兄弟，本姓瓜尔佳氏。（注47）对于这批仕明的满人，努尔哈赤曾为建州满洲“今所在多向明朝”，（注48）而感到不悦；皇太极则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大作政治宣传，认为能“不忘原本，深为可嘉”。
（注49）佟、王、石等人虽属满籍，惟汉化已深，清政权将之归类为汉官系统，日后汉军八旗成立时，佟氏兄弟隶汉军正蓝旗、王一屏隶汉军正红旗、石氏兄弟隶汉军正白旗，（注50）可知待遇与其他汉官相同。
参、满洲君主对汉官的控制方式
自天命六年起，努尔哈赤为维护其统治权，以及稳定辖下汉籍官民的人心，袂定给予来降的明朝官吏“仍复原职”的待遇，（注51）平民亦“悉加豢养，使之安居如故“，（注52）且成为往后处理汉人问题的主要方式。（注53）皇太极即位后，更制定明确的政策，做为归顺者叙功受赏的标准：
一、现职明朝官员归降者，子孙可袭父职；
二、平民杀官吏来归者，依功劳授官；
三。、单身来降者，由国家恩养；
四、率众投降者，按人数多寡授职。（注54）
至于清入关前汉官的总数，若以见诸清代各种传记资料者计算，约有七、八十人；另大陆学者根据《实录》中出现的汉官姓名做统计，略为：天命朝三十四人，天聪朝一百三十，崇德朝约三百多人，（注55）而实际的人数当然不止于此。
少年时期的努尔哈赤，曾在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担任侍从，与汉人接触相当频繁。（注56）李成梁镇守辽东前后达三十年，虽称“边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并大肆搜刮，“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且“其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注57）因此，努尔哈赤对于明朝边将的种种恶行劣迹有所了解，进而对汉官怀有戒心，绝少委以重任。然因其处理汉人事务的经验不足，又不得不起用汉官，希望他们能“为汗之眼，用以观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人”。（注58）至于愿意“竭力勉为，尽其所能”的汉官，则“不念其卑贱，即行擢拔，任职录用”；但凡有“讨好其君，贿赂上司而得官者”，尤其是“依仗其原来官势，而不肯尽其所长”，或“察颜观色，袖手旁观”者，（注59）概不录用。
从努尔哈赤的选才标准来看，是以“忠”与“可用”为考虑，同时为了便于控制，往往喜用仕明时职位较卑微者。（注60）不过，汉官的积习难改，侵吞粮饷、怠忽职守，甚至与明朝官吏私通之事，仍层出不穷，遂常遭严厉的责罚。（注61）为使汉官能尽心事上，安守本分，他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再告诫臣下，曰：
“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自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贝勒大臣受汗之恩，而不顺汗之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存有盗贼奸宄强暴之心，恣行贪邪，汗若谴之，即褫贝勒大臣之职，贝勒大臣能自保其爵乎？……故自上而下，凡秉忠善之心而行者，福必积矣。福大岂有不致善之理乎？凡怀邪恶之念而为者，罪必集也。罪大岂有不遭殃之理乎？……夫大臣乃汗之所授，如不能以所委之事，竭尽忠勤，乃存邪辟怠慢之心，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注62）
藉此做为树立君主权威与统制臣僚的利器，表面上是以爵禄相诱，实则暗含严密的控制。因为“凡人之祸，皆由自致者”，（注53）“行邪恶之道”，“汗知其过必罪之，以致家破身亡”；若能恪遵上意，公忠自效，则“子孙世代将因汗之慈爱而享富贵”。（注64）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