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入关前夕，范文程、洪承畴等人以“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为由，提出“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相号召；（注156）多尔衮则据以训令将士，曰：“我等此次进兵，与前三次伐明不同，……犯民人财物，勿杀闲人，不拿俘兵，不抢衣物，不毁庐舍，不掠器皿”，（注157）俨然成为吊民伐罪，救民爱民的仁义之师。后世史家咸认为，清军能适时地转化形象，是其致胜的重要原因，（注158）这一切实应归功于在幕后为其策画的汉官。
陆、结论
中国历史上“征服王朝”（DynastyofConquest）享国之久暂，全视能否与中原士大夫密切合作而定；（注159）合作或利益交换关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可成，尚需时间与经验的累积。清政权深知历史上金、元两代“皆能用汉人以成事业者也，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注160）从其入关前的崛起、壮大，以至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正足以说明此一趋势。
由于努尔哈赤、皇太极二人的性格、统治方式的差异，以及外在形势的变化，汉官在两个时代的处境与表现，也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擅长以权术御下，且对汉官不甚信任，而以恩威并用的策略，施行严密的控制。皇太极则采取宽厚、开明的作风，以恩养与善抚来笼络汉官，期使汉官助其克成大业。
大体而言，清政权是以不吝封赏的方式，来换取汉官的服务，然顺治皇帝却直言不讳地指出：“比年以来，朕之眷顾汉官，视满官有加。夫满官自太祖、太宗时，宣力从征，出百死，方得至是。朕之优待汉官者，岂以其有功而然？盖期其既受朕恩，必尽忠图报耳”，（注161）可知其善待汉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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