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古

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3)

2015-01-03 11:26 《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刁书仁 6320

女真族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始于辽金时期。到了明代，这种经济往来不论是贸易形式与规模，还是贸易商品的种类都有了新的发展。这种贸易补充了各自所需，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女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女真与朝鲜以进献与回赐形式的贸易　　明代居住在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女真...

　　建州卫都指挥李满住等奏：欲于朝鲜市易而朝鲜不纳。上遣敕谕之，曰：朝鲜国王素守礼法，其事朝廷小心敬慎，不与外交，于理为宜。尔等既受朝廷爵命，亦当禁绝外交，毋纵下人侵越邻境。若欲市易，听于辽东境上，不尔禁也。[8](卷65，宣德五年四月己卯)在明朝看来，朝鲜是其外臣，建州卫是其内臣，属臣之间禁止交往，至于贸易活动当然也是不允许的。一直到成化年间，鸭绿江流域朝鲜与女真的贸易仍处于封闭的状态，致使朝鲜边民不得不到“数百里买盐”。[9](卷26，世祖七年十一月癸亥)而建州女真所需生活用品也只好到辽东的开原等地购买。

　　成化初年，因明朝对女真进京朝贡加以限制并禁止女真铁器等的贸易，致使建州女真骚扰辽东，明朝一度关闭了与建州女真贸易的辽东马市。建州女真在辽东马市贸易受阻后，不得不转与鸭绿江流域朝鲜满浦(今朝鲜慈江道满浦)地区进行贸易。成化十八年六月，建州卫首领李完者头派人从平安道入朝鲜王京，并申请在鸭绿江满浦地区互市。《李朝实录》载：

　　平安道观察使驰启：建州卫都督李完者头，即达罕，遣指挥李买驴，印信呈文，到满浦镇，请由平安道入朝，且请边邑互市。命议于领敦宁以上及兵曹郑昌孙等议。上遂下谕观察使李崇元、节度使李克均曰：……且与外夷互市之事，自古有之。然论价低昂之间，必生忿争，将构边衅，不可许也。但彼以好马来贸，则可易以盐酱布物。此则有利于我，而损于彼也。其余节目，在卿处置得宜耳。[4](卷142，成宗十三年六月癸亥)成宗国王对女真提出互市，仅允许女真“以好马来贸，则可易以盐酱布物”，即有条件的互市。成化二十年，建州女真因“饥馑出来满浦，请以其马贸谷”，节制使李迟“以年歉无卖谷买马者”拒之。成宗国王基于朝鲜马匹急缺，而“胡马驯良，多买则有益于用矣”考虑，对女真以马贸谷则持积极态度。他说：“视其马之可用与否及满浦谷之有无，可买则买之耳，有何弊焉。至于民间买卖，欲则为之，不欲则否，亦岂有害”。[4](卷167，成宗十五年十一月乙未)这样，满浦才正式开市贸易。满浦开市深受朝鲜边民欢迎，他们“持牛马、铁器，络绎辏集”。[5](卷21，中宗九年十月壬寅)后来，朝鲜边官发现平安道朝民、商人等以牛马、铁物贸易女真貂皮，以致于牛马、铁物“皆为野人之资”。为此，官员金寿童等提议，“满浦互市，在所痛禁”。[5](卷12，中宗五年九月丁丑)但已无法禁止，朝鲜边民与女真“潜相买卖，”甚至有“乘夜盗窃牛马深入虏地往来交易者”。[5](卷28，中宗十二年七月庚辰)针对这种情况，朝鲜满浦边将只好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加强管束，“置簿，造给牌字。各于牌面，书刻某卫某名及年月日某字牌佥使署押，自后无牌人，不得出来”。[5](卷28，中宗九年十一月己卯)满浦自开市一直到明末，都是建州女真与朝鲜在鸭绿江流域重要的互市地点。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派部下汝乙古对朝鲜满浦官员说：“欲将熊皮、鹿皮卖于满浦，买牛耕田”。[7](P2215)继满浦之后，朝鲜又开西距鸭绿江边一里茄乙波知堡(今朝鲜两江道三水西)为市。万历二十二年，朝鲜南道兵使崔湖，因三水、甲山等地对面的女真部落为饥馑所迫，经常“窃发无常”，抢劫朝鲜边民衣物、粮食。为满足女真的衣食之求，遂决定于茄乙波知堡“许令开市”。茄乙波知堡开市后，女真有了生活来源，“至今十年之间，绝无作贼之患”。[7](P2708-2709)女真与朝鲜之间的边境互市主要是以物易物。双方交易的商品，朝鲜方面，主要需要女真马匹、貂皮等；女真方面，主要需要朝鲜的农具、耕牛、粮食、布帛、盐酱等生产、生活用品。可见，边境互市对于双方来说，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在边境互市中，朝鲜急需的仍然是马匹。朝鲜东北部咸吉道历史上以盛产良马着称，因为这一地区在元朝与元“开原路相通”，为“鞑靼马孳息”之地，此马杂交后膘肥体壮，多为元朝所征用。元亡后，到朝鲜世宗六年(1424)，咸吉道“与开原(路)不通已五十年矣，鞑靼马绝种”，咸吉道马也多退化，而半岛南部济州“虽产马之地，体大性驯者不产”。永乐二十二年，朝鲜司仆提调官员在给李朝世宗国王的上书中提出：令庆源、镜城朝民，与居住斡木河的斡朵里女真，“以其所求之物，交易体大雌雄种马孳息”，世宗国王允准。于是，传旨咸吉道都节制使说：“于猛哥帖木儿处品好鞑靼雌雄种马，以营中之物。如其界军民私市者而市之，即将匹数、毛齿启闻”。[3](卷25，世宗六年八月戊申)只要能与女真交易到品好的种马，用什么“营中之物”交换都可以，甚至私市交易。朝鲜对马匹贸易的迫切程度由此可见。宣德五年(1430)，朝鲜司仆提调官员又以军马中“牡马之良者种类殆绝，渐以矮小，将来可虑”为由，请求政府“于斡朵里、兀良哈处，从其所愿，给以杂物，换易达达牡马体大者”。[3](卷48，世宗十二年四月丁亥)朝鲜交换的这种“达达马”，应是猛哥帖木儿所部斡朵里女真从西部蒙古交换得来的马匹，或是以蒙古马自己杂交出来的马匹。朝鲜与女真交换马匹的价格，《李朝实录》世祖十年(天顺八年，1464)七月庚申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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