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俊：难忘的归程

资料图

　　这件事还要从我的同学丁兴顺身上说起。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下乡到锦县班吉塔公社羊草大队沟。下乡后，我俩住在一家姓朱的老乡家，我俩特勤快，早起扫院子，挑水的活我们全包了，俨然成为老乡家的一员，房东家的孩子，连我们的属性、生日、家庭成员都了如指掌。这一年，我们还不到20岁。

　　我们早晨四点出发，车行至距我们青年点八里地的田屯，他又开始发病了，头疼欲裂，涕泪横流，我不敢让车再往前走，立刻决定，进田屯堡子，赶快找村里的诊所。好在车老板与我们关系极好（我与丁经常跟车老板的车，处的关系不错），在村里很快找到了诊所，简单问了病情，进行了肌肉注射。约有半个小时，药物起了作用，疼痛止住了。很可惜，因为走得急，还有九支“安痛定”的药落在了田屯。下午5点多钟到了锦州，买了北京到长春的72次火车票，（为什么不买别的车次，因为这趟车直接到抚顺）是晚上11点多钟的。候车的这段时间，特别难熬。他躺在候车室的椅子上，脸色腊黄，不吃不喝，极为可怜，我寸步不敢离，上厕所也要小跑才行。好不容易熬到要检票了，可是他也不会走了，好像下肢失去了知觉，瘫痪了，我背着他到了检票口，与检票人员商量是否可以先进站，检票人员看我们够可怜，同意了。从地下道到站台，近一里地的路程，上上下下，拼尽全力上了车，已是大汗淋漓，精疲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