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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学研究与当代满族的关系(2)

2015-01-25 08:36 《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 佟悦 1786
针对满学研究“厚古薄今”的偏向,作者提出满学研究应增加现实的色彩,使之变得更加丰满。


  这方面的另一类例证,较多地表现在当代满族文学艺术工作者身上,如许多满族作家、诗人、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等等,都以本民族历史和现实做为创作的主要题材,诸如满族的肇兴历史、著名人物、发祥圣地长白山、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等,都是他们创作中经常涉及的主要内容。在《满族文学》、《满族诗人诗选》以及一些满族书画作品集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的例证。此外如作家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落旧之战》:画家孙恩同的《长白山》系列国画;舞蹈家庞志阳、赵荣文的《珍珠湖》、《都音·福勒昆》、马熙运、金宝森的满文书法等等,都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这些以本民族题材为内容进行创作的满族文艺家,并非完全似老舍先生创作《正红旗下》那样,是在写自己有着丰厚生活积累的熟悉内容,而是更多地依托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去了解、研究、体验能够反映本民族文化的题材,从而创作出相应的作品,满足他们成为他们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客观写照。

  与此相关的还有当代满族人学习满语文的现象。其大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二十多年来北京和东北三省都不只一次地举办过面向社会的满语文培训班,其中很多还是由当地的满族联谊组织发起,现在的一些满族文化网站也都开辟有满语文学习的栏目。此类学习的参加者自然以满族人为多,虽然年轻人占其中大部,但也不乏已离、退休的满族老人。他们当中鲜有以研究满族文化和清史为职业的专业人员,而且即使以优异成绩卒业,也不会为自己的择业或增加经济收入带来优势条件,基本上都是出于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需求,将学习满语文当作完善自己满族民族成员身份的必要条件,抱有对自己进行本民族传统语文“扫盲”的愿望,自发地付费参加学习。尽管参加此种学习的人相对满族众多的人口而言仍是很小的部分,但与他们具有同样想法,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者,在满族人中却占有不小的比例。所以,这种现象也可以为评价当代满族人的民族意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当代满族也并非完全失去其本民族的传统,这在东北、河北、北京地区满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或山区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这些地区的满族人数在本民族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要远大于城市人口。如辽宁省,满族人口总数约五百万人,其中城市固定人口约为1/4—1/5,其他三百万以上的满族人都居住在农村乡镇。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等地满族城乡人口的比例或大致如此,或乡镇人口的比例还要大一些。由于满族在上述省份中基本上是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布,而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如辽宁、河北、吉林的十几个满族自治县和数量更多的满族乡镇),许多生活习俗仍然是以满族的特点为主,或者说是满、汉融合的样式,——既有满族的“汉化”,也有汉族的“满化”,很难说满族的传统风俗至今已荡然无存。例如,东北农村婚俗中的“坐帐”,尽管现在的形式各有相同,但明显是源自满族传统;辽东和吉林一些地区农村喜食的“粘豆包”“豆面卷子”“汤子”等食品,以及基本饮食习惯和礼节,都源于满族食俗;新宾等地清明节扫墓时,广泛地流行着“插佛朵”的形式,也是很典型的满族祭俗;在东北很多地区的农村民居,至今仍普遍流行着满语称为“呼兰”和落地式烟囱。并在房前或房侧建造苞米仓子(满语称“哈什”),等等,这些习俗都并非一村一户的特例,已经成为当地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随着历史进程加入新时代特色的满族原生态文化,不仅成千上万的满族人在依俗而行,而且生活在满族文化区域内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也很自然地接受,但如果认真研究其起源和流传脉络,仍可以辨识出其固有的民族属性。

  通过以上的简单论述可知,当代社会中满族的民族特征并非已经“消亡”,只要其研究者和观察者能选取合适角度,并熟悉满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就可以从他们平时的生活中发现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使满学研究取得更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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