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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汉儒臣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2015-01-31 12:18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张晋藩 郭成康 1710
作为皇太极参谋和秘书班子的文馆与内三院的汉儒臣,对清初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机构的创制起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业绩,官修史书缺乏应有的重视。下面首先分析这一文人集团中各色人物的共同特点...
摘自《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张晋藩 郭成康 著)

汉儒臣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图1

  作为皇太极参谋和秘书班子的文馆与内三院的汉儒臣,对清初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机构的创制起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业绩,官修史书缺乏应有的重视。下面首先分析这一文人集团中各色人物的共同特点。

  汉儒臣之所以能够在关外留下不可磨灭的业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满汉合一的政治性格,这是由相近的际遇,相同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铸成的。

  第一,他们一般是作为俘虏被掠入满洲的。

  文馆、内三院的汉儒臣以后多数通显,成为从龙入关的开国名臣,因此,他们的事绩多载入国史。但《国史列传》、《满洲名臣传》在述及他们与满族国家的最初因缘时,往往用“天命年间来归”、“随众投诚”等冠冕堂皇的词句一笔代过。我们承认天命、天聪时确有明文臣儒生归附满洲,但至少在天聪中期以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所谓“来归”、“投诚”云云,大半是被金兵掳掠而来,这中间充满着多少辛酸与血泪呵!
  例如马鸣佩,据《满洲名臣传》卷四本传记载:“天命四年(按四年应为六年)太祖高皇帝克辽阳,鸣佩随众投诚”。

  究竟如何“随众投诚”的,列传的作者语焉未详。康熙时蒋士铨为马鸣佩之子马雄镇撰写的《马文毅公传》中曲折隐晦地透露出一点实情:“天启辛酉,辽有兵祸。公(按指马雄镇之祖父马与进,其官为训导)率民捍城甚力。妻赵氏因讹言,遽驱女孙入井,领家人四十余口同日死。父鸣佩,字润甫,从龙入关……“天启辛酉,即天命六年(1621年),其时努尔哈赤率军攻克沈阳、辽阳,即所谓“辽有兵祸”,至于“讹言”当是城陷后金兵尽屠丁壮,蹂躏妇女,俘掠稚幼,这并非讹言,而是金兵攻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后的事实,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对此也毫不隐讳。因此才有马门“四十余口”同日自尽之事。马鸣佩在其父马与进或死于城守、或城破被杀,而又阖家惨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随众投诚”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屠城时马鸣佩以年幼之故,被金兵掠去,沦为阿哈。

  再如王文奎,《清史列传》卷四本传记云:“浙江会稽人,……年二十为明诸生,北游遵化。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征明,下遵化,文奎来归,贝勒豪格携至沈阳,命直文馆”。所谓“来归”,与王文奎本人的叙述都相抵牾。天聪年间王文奎疏称;“臣以俘徒应苑,蒙本贝勒再生”。可见,事实的真相是:遵化失陷时,江南秀才王文奎恰在城中,被金军所俘,分与见勒豪格,携回沈阳。

  与王文奎境遇相类的是蒋赫德。《清史稿》“蒋赫德传”描绘了他归附金国的经过:“蒋赫德初为明诸生,尝应乡试,夜闻明远楼鼓声,曰:‘此颓败之气,国安能久?’不终试而去。遍游九边,曰:‘王气在辽沈,将有圣人出,吾蓄才以待可也。'

  旋为太宗赏拔,卒致通显”。这里把蒋赫德描写成了善观王气的术士,并为满洲龙兴关东大肆渲染,显然是蒋赫德通显后的杜撰。《清史列传》“蒋赫德传”则较《清史稿》平实:“本名元恒,世居遵化。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统师征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送盛京入文馆读书,元恒与焉,赐名赫德”。《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九“蒋赫德传”则记为:“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兵入关,克取遵化,考选儒生俊秀者,送盛京内院读书。元恒年甫十五,拔第二,赐名赫德。”可见,蒋赫德在遵化失陷时还不过是个俊秀少年,以其聪慧年幼,携回盛京送入文馆读书深造,作为日后文臣的储备。

  又如鲍承先,原为明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明金广宁之战时被俘。《清史列传》“鮑承先传”记载广宁失守后,“承先窜匿数日,随众来降,仍授副将”。鲍承先死于入关之初,政绩并未显赫,乾隆时又将鲍承先打入“贰臣”之列,但在作传时仍加以美化。皇太极曾直言不讳地说:“鲍承先等果有何功?俱系临阵与我军抵敌,因败走被擒者”。鮑承先自天命七年广宁战役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天聪3年经宁完我的举荐才得入文馆,三年以后其世职不过是参将而已。就是范文程在天命时,“仗剑谒军门”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一事也是很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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