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臣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2015-01-31 12:18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张晋藩 郭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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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太极参谋和秘书班子的文馆与内三院的汉儒臣，对清初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机构的创制起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业绩，官修史书缺乏应有的重视。下面首先分析这一文人集团中各色人物的共同特点...
摘自《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张晋藩 郭成康 著）
作为皇太极参谋和秘书班子的文馆与内三院的汉儒臣，对清初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机构的创制起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业绩，官修史书缺乏应有的重视。下面首先分析这一文人集团中各色人物的共同特点。
汉儒臣之所以能够在关外留下不可磨灭的业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满汉合一的政治性格，这是由相近的际遇，相同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铸成的。
第一，他们一般是作为俘虏被掠入满洲的。
文馆、内三院的汉儒臣以后多数通显，成为从龙入关的开国名臣，因此，他们的事绩多载入国史。但《国史列传》、《满洲名臣传》在述及他们与满族国家的最初因缘时，往往用“天命年间来归”、“随众投诚”等冠冕堂皇的词句一笔代过。我们承认天命、天聪时确有明文臣儒生归附满洲，但至少在天聪中期以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所谓“来归”、“投诚”云云，大半是被金兵掳掠而来，这中间充满着多少辛酸与血泪呵！
例如马鸣佩，据《满洲名臣传》卷四本传记载：“天命四年（按四年应为六年）太祖高皇帝克辽阳，鸣佩随众投诚”。
究竟如何“随众投诚”的，列传的作者语焉未详。康熙时蒋士铨为马鸣佩之子马雄镇撰写的《马文毅公传》中曲折隐晦地透露出一点实情：“天启辛酉，辽有兵祸。公（按指马雄镇之祖父马与进，其官为训导）率民捍城甚力。妻赵氏因讹言，遽驱女孙入井，领家人四十余口同日死。父鸣佩，字润甫，从龙入关……“天启辛酉，即天命六年（1621年），其时努尔哈赤率军攻克沈阳、辽阳，即所谓“辽有兵祸”，至于“讹言”当是城陷后金兵尽屠丁壮，蹂躏妇女，俘掠稚幼，这并非讹言，而是金兵攻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后的事实，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对此也毫不隐讳。因此才有马门“四十余口”同日自尽之事。马鸣佩在其父马与进或死于城守、或城破被杀，而又阖家惨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随众投诚”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屠城时马鸣佩以年幼之故，被金兵掠去，沦为阿哈。
再如王文奎，《清史列传》卷四本传记云：“浙江会稽人，……年二十为明诸生，北游遵化。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征明，下遵化，文奎来归，贝勒豪格携至沈阳，命直文馆”。所谓“来归”，与王文奎本人的叙述都相抵牾。天聪年间王文奎疏称；“臣以俘徒应苑，蒙本贝勒再生”。可见，事实的真相是：遵化失陷时，江南秀才王文奎恰在城中，被金军所俘，分与见勒豪格，携回沈阳。
与王文奎境遇相类的是蒋赫德。《清史稿》“蒋赫德传”描绘了他归附金国的经过：“蒋赫德初为明诸生，尝应乡试，夜闻明远楼鼓声，曰：‘此颓败之气，国安能久？’不终试而去。遍游九边，曰：‘王气在辽沈，将有圣人出，吾蓄才以待可也。'
旋为太宗赏拔，卒致通显”。这里把蒋赫德描写成了善观王气的术士，并为满洲龙兴关东大肆渲染，显然是蒋赫德通显后的杜撰。《清史列传》“蒋赫德传”则较《清史稿》平实：“本名元恒，世居遵化。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统师征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送盛京入文馆读书，元恒与焉，赐名赫德”。《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九“蒋赫德传”则记为：“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兵入关，克取遵化，考选儒生俊秀者，送盛京内院读书。元恒年甫十五，拔第二，赐名赫德。”可见，蒋赫德在遵化失陷时还不过是个俊秀少年，以其聪慧年幼，携回盛京送入文馆读书深造，作为日后文臣的储备。
又如鲍承先，原为明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明金广宁之战时被俘。《清史列传》“鮑承先传”记载广宁失守后，“承先窜匿数日，随众来降，仍授副将”。鲍承先死于入关之初，政绩并未显赫，乾隆时又将鲍承先打入“贰臣”之列，但在作传时仍加以美化。皇太极曾直言不讳地说：“鲍承先等果有何功？俱系临阵与我军抵敌，因败走被擒者”。鮑承先自天命七年广宁战役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天聪3年经宁完我的举荐才得入文馆，三年以后其世职不过是参将而已。就是范文程在天命时，“仗剑谒军门”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一事也是很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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