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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母爱的衣裳

2015-03-11 11:53 抚顺7000 王尧 870
记载了母爱的衣裳王尧我母亲是外祖母、外祖父最小的闺女,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是28岁才离开父母出嫁结婚的“老姑娘”。母亲年轻时是医院的药剂师,工资高,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性格豪爽,对哥哥姐姐的孩子们这些侄男、外女舍得出手,“花钱如流水”,重义不重钱。母亲也是当年万人大厂里远近闻名...

 

记载了母爱的衣裳

王尧

 

我母亲是外祖母、外祖父最小的闺女,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是28岁才离开父母出嫁结婚的“老姑娘”。母亲年轻时是医院的药剂师,工资高,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性格豪爽,对哥哥姐姐的孩子们这些侄男、外女舍得出手,“花钱如流水”,重义不重钱。母亲也是当年万人大厂里远近闻名的“女秀才”,既能文善墨,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她的穿戴衣着也是出名的华贵、典雅和新潮。母亲有两件“压箱底”的、质量最好的衣服,当年最时尚、最贵重的衣裳:一件是米色哔叽面料、男女都适用的双排扣西装上衣,另一件是跟父亲结婚时穿的黑色缎面旗袍夹袄,前襟上用名贵的丝线绣着两只绿叶和一朵红玫瑰。

这两件名贵的服装一同见证了母亲和父亲的新婚时刻。

在当年母亲和父亲在“亚洲照相馆”拍的彩色结婚照上,母亲穿着这件黑缎面旗袍夹袄,清秀俊丽又年轻典雅;父亲就穿着母亲的这件米色双排扣的哔叽西装,英俊帅气又儒雅斯文。他们是自小青梅竹马的同学,母亲大父亲一岁,就像姐姐一样,对自幼丧父,随我奶奶改嫁的孤苦伶仃的父亲倍加关爱。父亲曾流着泪告诉我:他上中学时几乎每天中午都没吃过饭。上大学时,是已参加了工作的母亲每月寄钱,贴补父亲艰苦的学习生活。母亲还有一张穿着这件西装的照片,她梳着齐耳短发,戴着眼镜,面容清秀端庄,拿着心爱的小提琴和琴弓,那是工厂的照相师给这位厂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留照。

母亲珍藏的这两件名贵的衣服后来都被我派上了用场。

1976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先回了城,我在卫东一校即后来的榆林小学读了四年级和五年级。仗着在农村下放时小学里我的一位恩师——那慧敏老师的辅导、经常组织文艺活动,我对唱样板戏、说快板这些综合表演的艺术套路轻车熟路,很快成了小学班级里的文艺骨干。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学校要组织一次文艺汇演。我所在的五年三班班主任徐雅环老师就挑选了我和王永新、吕运凯、李延杰这四名同学分别扮演王张江姚四个角色,演讽刺“四人帮”的天津快板。我们很快就背熟了台词,把快板说得行云流水,表演也令人捧腹。但老师们总觉得我们准备得这么好,就这么穿着平时的衣服演出,有点“好马配不上好鞍”的缺憾。我就自告奋勇说让妈妈找几件洋气点的衣服。小时候,为了找妈妈藏起来的连环画,我曾偷偷翻过大皮箱,见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这两件衣服。现在妈妈知道了我们参加演出,就毫不犹豫地翻出了这两件依然光鲜亮丽、款式洋气的衣服。有了这两件衣服当道具,我们表演起来更来劲,有时还换角色表演,把这段天津快板演得一炮而红,还在当时新抚区组织的小学汇演中获了奖。我还和当时驻卫东一校的挖掘机厂工会“故事大王”娄万库师傅表演相声《帽子工厂》,还到过徐老师丈夫艾姨夫任教的万新小学表演。娄师傅这位老的穿着中式黑棉袄故作木讷,老辣逗趣地捧哏,我这小男孩穿着洋装、梳着小分头站在那口若悬河地卖弄着逗哏,我们这一老一小、一土一洋,老的是“大腕”,孩子也算得上有点小名气的“童星”。那时穿着母亲的这件西装上衣演快板、说相声,平添了不少洋气、神气。

演出结束后,黑缎面旗袍夹袄被母亲收回去又放在了皮包里,那件西装因为我的恋恋不舍而任由我乍着胆子穿。那时别说一个少年,就算是成年人,满街上哪有人敢穿西装、好意思穿的?但母亲看我对这件西装上衣爱不释手,常在家对着镜子穿,就一再鼓励我穿。爸爸说妈妈把儿子带“腐化”了,妈妈却说儿子穿起来就是漂亮!我是妈妈30岁才有的“老来子”,对我百般疼爱,在我小时候起就总给我梳分头,就像印度影片《流浪者》里慈爱的母亲里列总给小拉兹梳分头一样整齐、雪亮,也惹来了不少孩子的讥笑、嘲讽。直到现在,我已养成了习惯,每天上班之前必须洗头、剃须、净面,整理好衣着,把皮鞋擦干净,尽量做到仪表整洁,这是对人对己的尊重。我想妈妈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惊世骇俗地鼓励我穿西装、梳分头,是她当“老姑娘”个性鲜明、不畏世俗的性格,更是对儿子向往美、懂得美的培养!我后来到了团委工作还常把这件西装穿在里面上班,让罩在外面的中山服显得肩膀更挺,更板正,看起来就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穿着带垫肩的呢子军服的杨排长那样潇洒、挺拔,这种“独到的设计当时也赚到了不少“惊艳”的眼光。

妹妹结婚的时候,母亲穿的是用一件旧外套改制成的毛领大衣。它记载了家境改变的历程。

1976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先回了城,父亲是1979年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五七战士”回城的,一个人在乡间生活了三年,花费很大,还几十年如一日慷慨仗义地帮助生活困难的亲戚,家里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带着两个孩子在城里生活。爸爸回城后家里的条件才缓缓的略有改善。1988年我成了家,办完我的婚事,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了。到了妹妹结婚前夕,母亲暗暗为自己出席婚礼的衣装沉吟思忖,但从未当着我的面有所流露。那时,母亲做一套普普通通的外衣、外裤都要穿两、三年,把节省下来的“布票”和钱都给孩子做衣裳了。我这个已成了家的儿子却一如既往的粗心,总以为妈妈是难不倒的,殊不知母亲压箱底的最贵重的那件旗袍夹袄都已是二十五、六年前的旧时装,还哪能穿得出去?为了支持这个家庭,为了儿子娶妻生子,母亲当时能拿得出来的财富已基本告罄了。

我大姨家的柴大姐是我们这一辈的第一个女孩,是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的裁缝,跟母亲最久、感情最深。我和妻子结婚时的礼服就是大姐给买的布料、亲手缝制的,至今仍然挺拔板正。柴大姐就把母亲的一件旧外套改制成了毛领大衣。一生爱美、从来重面子的母亲就穿着这件里旧外新大衣出席了妹妹的婚礼。真是“偏疼不得济”,天下只有依靠父母享福享惯了、不懂事也长不大的儿子,何尝有对孩子粗心大意的父母啊!

回想八十年代初,母亲退休了,在老朋友开的工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母亲到上海出差,给我买回来一件当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米色风衣,还有一件银灰色的布夹克。那件风衣我格外喜欢,穿起来潇洒俊逸,风度翩翩,但那件夹克上衣我不是太喜欢,总觉得没有妈妈给我的那件西装上衣显得大气、庄重。可我不知道,买完了那件昂贵的风衣,为了再给儿子买回这件价格不菲的夹克,当时缺乏营养、一直患低血糖的妈妈硬是省下了几天的午饭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对母亲感到无比愧疚!

现在条件好了,父母亲、包括我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让妹妹每年、每季都提前买好了,我这个哥哥,让自幼就心疼我的妹妹几十年如一日地打扮得像个模特、“缎棍儿”也似。每当我要花钱给父母添置衣服鞋帽,妹妹就横遮竖拦不让我花钱,说我不了解父母的身材尺寸,妈妈也常说自己老了、胖了,再穿什么也穿不出样子来了。

我常感叹,“孝悌”不是只停留在“想”或“说”这个层面的。“养儿提气,养女得济”,这一点任我怎么做也远远不如我的妹妹这件父母的贴心“小棉袄”。或许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总是有时间陪朋友穿梭在酒廊饭店杯觥交错、肝胆相照,但却把陪父母吃一顿饭在潜意识里当成自己“百忙之中”抽时间“恩赐”的“孝道”;我们可以对朋友出手慷慨、不计得失,更不应跟父母和兄弟姊妹斤斤计较。手足亲情哪能割舍,父母更是世上最为稀缺、不可再生的资源。对年迈的父母,有些遗憾是有机会弥补的,有些遗憾或许是永远也弥补不了的,幸福中的孩子不能总是醒悟得太迟。让我们把对父母曾经和可能的不周到,采用逐项的“排除法”、“替代法”去消弭遗憾吧,免得将来后悔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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