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绝语言的的抢救以及满语满文的延续—锡伯语文

八、濒绝语言的的抢救
　　从全国范围来讲，满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东北的一些偏远的满族聚居区，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在在使用着满语。
　　黑龙江省富裕县达(达斡尔族)满(满族)柯(柯尔克孜族)乡三家子满族村是黑龙江省保留满语最好的满族村屯。1961年夏，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语言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语言资料。当时，全村101户，419人。其中满族80户，355人。满族老年人的满语一般都说的很好，汉语说的反而笨些，中年人满汉两种语言都会，少年人汉语比满语好。1986年夏，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成联合调查组也来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满语考察，收获虽然不小，但与25年前内蒙古大学在该村考察时的情况比较起来，已明显感到该村的满语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满语在逐渐消亡。25年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相继故去，当年的中年人现在也已成了老年人，他们虽然还会说满语，但说得好的已不普遍了。这时的中年人绝大多数能听懂满语，会话就困难了，只能说些日常生活用语，少年人都不会说满语，个别少年人能听懂简单的生活用语。
　　在满族人口中，计、孟、陶三姓家族的人口居多，占满族人口的66．67％。由于他们的先人原来是吉林长白山下一带的满族，又都是水师，康熙初年由于边防的需要，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率领下，驻防到这里。除计姓是佛满洲外，孟、陶两姓都是伊彻满洲。
　　在60年代初以前，这三姓家族都用满语进行交际，满语程度很高。现在看来，中、老年人的满语水平相对说来仍然比较好。
　　199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的奇车山先生在利用开会的机会到三家子村进行过采访，并录了音。这个录音我听后感觉当地的满语口音与在在新疆察布查尔生活的，后来学会锡伯语的汉族人的口音十分相似。
　　2002年8月，笔者利用休假与朋友，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的新疆锡伯族承志先生一同前往三家子进行满语调查。此前，我们对这里的满语保存状况没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虽然在此之前有不少学者与研究机构前往调查，但他们的结果毕竟是报告，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对于当地的满族说满语的情况没有一个有声有色的形象化的东西。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要想了解三家子的满语情况，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自去一次。
　　在未进三家子村之前，我们对这里的满语情况并不看好，认为当地满语的情况可能不会超过奇车山先生调查时的程度。
　　我们到达三家子村后，首先找到村委会，该村的村长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简单介绍了该村的满族情况，并请来妇女主任陶清兰（满族，57岁）带我们去一户满族老人家里去采访。
　　我们去采访的满族老人的名字里叫计喜生，80岁，老人的身材不高，但身体状况良好，但有些耳聋，还可以自己料理生活，还可以偶而喝上一二两白酒。计老先生的老伴傅云，73岁，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俩位老人长着非常典型的满族人面孔，这让人感觉十分亲切。
带我们前往计老先生家去的陶主任是计先生的侄媳，在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起初，对话双方还有些拘谨，毕竟双方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虽然很向往这个地方，可一但见到了真正的会说满语的人，还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好在我和朋友都会说锡伯语，于是就从用锡伯语问好开始。随时对话时间的推移，我们和老人的关系越来越近，当然话也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用锡伯语，他们用满语，话越说越多，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等到最后真是无话不谈了。
　　计先生和老伴是一对非常纯朴的满族老人。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了真实的满语是什么样的，对此有了一个真正的切身的感受。听到计先生的满语，简直不能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还有人会说如此纯正的满语吗？可这就是事实！听到计先生的满族，就好像回到了察布查尔县，听到了当然的锡伯老人在说话。两地相隔万里，二百多年没有过交流，但语言地是那样的相同，以致于我们都产生了回到察布查尔县的幻觉！更令人惊奇的是我在新疆学习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在交谈出，我们了解到老人的一些情况，俩位老人是由家长包办的，但他们的关系却非常好，不时地用满语开着玩笑。傅云老人的满语是后来学会的，在未嫁过来之前不会说满语。因夫家不说汉语，嫁过来后才学会。她的满语中就略带有汉语口音，但生活交流的满语完全通用运用自如，平时和老伴的交流即用满语。
　　老人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有一个小女孩，平时老人们没有事情的时候还教一教她满语，但由于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下，小姑娘的满语会的也很有限。
　　由于日程的安排十分紧促，我们在三家子只停留了半天就返回了。等过了半年，我们想再次去采访时，傅去老人已经因病去世。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拯救濒危语言，尤其象满语这样极度“濒绝语言”因为“一种语言的消失不亚于一个物种的消失！”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任何东西都不可取代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于每一特定的人群的思维模式及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消失，也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思想基因库”的消失。所以，抢救濒绝的满语意义比抢救濒危语言来讲更加重大。
　　近年来，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加大了满语的研究力度，目前世界上有23个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满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濒危语言作为世界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成立了有关结构，设立了大型课题，建立了全球信息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濒危语言的调查和资料保存工作。
　　而我国当前的抢救工作却十分滞后，抢救“濒危语言”意识远不及抢救“濒危动物”意识深入人心。现在我国已建立了成百上千个各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濒危的动植物，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已经把华南虎送到非洲大草原进行“野化”训练。而我国许多语言濒危灭绝又有多少人为之痛惜和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保护与抢救措施呢？
　　语言是人类无形的文明遗产，它比有形的遗产历史更长久、更珍贵。一种语言的消亡是一种积累、传承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流失。是一种无形的，年代非常久远的“文物”的遗失。我们要认识它的特殊价值和作用，积极投入到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抢救中去。
（一）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清王朝以满文为国语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修清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目前这些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以及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上个世纪初，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到国外，现保存在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
　　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满语已成为一种濒绝的语言。如今懂得满文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特别是能翻译、整理、研究满文档案的人，更是廖廖无几。随着满语的消亡，档案中记录的清朝肇兴、入主中原、康乾盛世和晚清血泪等内容，不久将变成一种无法破译的历史化石。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倘若真的如此，我们对不起先人，更对不起后代。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辽宁省档案馆存有大量满文档案。虽然近年来我们尽力抢救这些国宝，但是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满文档案的翻译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如果按现有条件去完成这项工作，至少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由此看来，抢救满文档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大量的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出来，这既不能光凭满腔的热情，也不能只*加班加点去完成。时间紧迫，责任重大，迫使我们必须从现代技术上寻找出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毅然决定采用机器翻译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这一大胆的设想所面临的却是一堵冰山式的难关。因为世界各国投大力气攻关的机器翻译技术，至今还是一块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前沿阵地。英汉翻译还在试验阶段，要搞一种濒绝的满语机器翻译谈何容易。但是时间急迫，历史重任不容我们再去犹豫。我们不得不背水一战。辽宁省档案馆的满文专家和东北大学的计算机专家共同组成了课题组，报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1997年下半年开题研究。

（二）大胆的设想 勇敢的探索
　　由于满文处于濒绝的状态，抢救满文档案不能采用常规的方法，时间紧迫我们又没有余地一步步地去探索。因此，必须考虑一步到位的可行办法。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机器翻译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即在深入研究档案学、满文语言学的基础上，应用计算机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针对满文档案的特点研制一套智能翻译系统。首先实现满文的辅助阅读，进而达到满文档案的扫描识别和全面的机器翻译。这需要进行三大方面的工作：一是创立满文字符编码体系，如同汉语五笔字形体系一样，解决计算机的输入输出问题，这是一个前提；二是要建造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满汉文机器词典，以作为机器翻译的基础；三是要设计适合满文档案整理需要的翻译策略及研制系统程序，这是抢救满文档案成功的关键。
　　我们独创了存储和输出分别处理的两级编码体制，设计出了独立于具体语言环境的处理系统， 我们采用了语料为主，规则为辅，二者结合的翻译策略。在这个翻译策略中我们创造了一套面向对象式的规则描述语言。
　　该系统在应用实验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0年10月28日通过了国家档案局的技术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系统首创了利用计算机翻译满文的新方法，开辟了满文研究与应用的新途径，并为抢救整理满文档案提供了科技手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该系统设计先进、结构合理、针对性强、人机交互性能良好，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2001年国家档案局又将其推荐给国家科技部申报国家科学技技术进步奖。在推荐意见上写到：“该成果第一次建立了满文字符编码体系、创建了满汉机器词典等，属于国内外首创。该系统能实际应用于满文档案翻译，比人工翻译效率提高3倍以上，这对缓解乃至解决当前满语人才奇缺的状况尤为重要，从而对于抢救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语言遗产，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应用计算机技术抢救满文档案，我们研制的满汉文机器翻译系统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事实证明：不是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敢于创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用现代化手段抢救满语
　　在为抢救满文档案，研制《满汉文机器翻译系统》时，我们不仅找到了抢救满文档案的有效方法，也认识了抢救满语的有效途径。即应用计算机的最先进技术，以数字形式记录满语的文字和语音。这是一种有效的动态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法，目前在国际上正被专家们广泛注意。
　　抢救濒危语言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微观方面，主要是对被抢救的语言进行真实的描述，包括对语言做音位、语音系统、语法、构词和篇段结构等方面的记录与分析；在宏观方面，则要从历史、文化和民族迁徙、政治变动等角度去了解整个语系的全貌。而利用数字化手段把这些活的东西记录和保存下来，是极其有效的方法。我们的想法就是在满语消失之前，抓紧一切时机，给满语“录个相”。以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就可以再现它的“音容笑貌”，研究它的语言体系，了解它的思维方式，解读哪个时代六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手写圈点满文扫描成图象后，被数字化为一个二维点坐标系列，再通过行列分别扫描，根据扫描结果统计和阈值划分就可以将满文单词提取出来。识别预处理包括细化、剪枝、去噪等操作。在字符识别中，将扫描的结果与存储在词典中的单词特征集进行对比，以识别出当前词是那一个满文单词。在整个系统中，笔画基元特征的学习和字根基元的附加句法规则的学习效果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识别效果。这一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满文的认读问题。
　　为了保存满语的读音，即使是将来有一天满语彻底消亡了，也能听到地道的满语，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语音合成技术。即是将满语读音切分成最基本的音素元，然后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组合，用机器再生出满语读音。在语音合成上我们采用了当前先进的“波形拼接技术”，用8位音素合成，取得了很好的语音质量。由于现在会说满语的人极少，采集标准的满语语音样本极其困难。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采集了足够的满语语音样本，并从中切分出1482个音素元进行编码，使语音合成有了基础。这是一项极前沿又极困难的技术，我们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试验，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满语的读音保存问题。
　　满文档案和满语的抢救，是当前语言信息处理中一个全新的课题，而满语的抢救更是一项填补国内外空白的尖端技术。在满语计算机处理系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不单是技术的挑战，还有许多文化上的、观念上的和心理上的挑战。几年来，我们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实现了预期的设想，具有理想的矢量满文字库、方便的输入法、扫描识别、满汉翻译、满英翻译和满语语音合成等系统功能。对满文档案和满语的抢救必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九、满语满文的延续——锡伯语锡伯文
　　说起满语满文，就不能脱离开锡伯族。锡伯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仍然使用满语满文的唯一的民族。
　　使用满语满文的锡伯族是乾隆29年（1764年）由东北各地抽调至新疆戍边而去的，目前主要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县地处我国西部边陲，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地方。目前生活在这里的一万八千多锡伯族人，绝大多数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普遍地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文字——锡伯语言文字。现在的锡伯语言文字，是由锡伯族沿用的、经过变化的满语言文字，是满语言文字的保存、继续和发展。除新疆外，东北及其它地方的锡伯族人，已经不再使用锡伯语，而新疆的锡伯族虽然几经战乱和大迁徙，却将语言文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并使之在原来满语文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规范，不能不令人惊叹。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位于新疆西部天山脉乌孙山北面，伊犁河以南河谷盆地。南面凶山为界与昭苏、特克斯两县毗连；北隔伊犁河与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相望，东邻巩留县，西与原苏联接壤。
　　察布查尔地区交通的不便与闭塞，使这里长期成为一个封闭，独立的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锡伯语言文字得以保存的重要因素。
　　在清代，与锡伯营往来密切的是满营和索伦营。惠远城为伊犁将军驻地，是当时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锡伯营与之隔水相距，往来频繁。也正因如此，锡伯营的大小事务不出惠远城就可以办理了。而且相距最近的满营、锡伯营，索伦营三营官兵都操用满语，公文的上呈下达和相互传递大都也是满文。这样，锡伯族虽然离开了东北这一大的讲满语的环境，却仍生活在伊犁这样的一个小的语言环境里，为锡伯语文的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锡伯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也是锡伯语文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西迁的锡伯族的各项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在家庭内部或牛录内部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种富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交换显得无足轻重，导致锡伯族很少与外界接触，来往和交流，锡伯族历来鄙视经商，使得锡伯营自成一统，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经济单位。对锡伯语文的保存起了决定性作用。
　　民族的融合，一般是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民族占有优势的，也就是各方面较为落后的民族受先进民族影响较大。生活在东北及内地的满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逐渐失掉了自己的民族习惯和语言文字的，而西迁的锡伯族，却是当时伊犁地区先进的民族之一。它拥有的是肥沃的土地，采用的是较周围其它民族先进的生产关系，过的是富足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在政治上又享有特权，因此，经常地不是被人影响，而是影响、带动其它民族。这也是锡伯族能够在伊犁地区立住根基，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八旗制度为西迁锡伯族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政治保证，也是锡伯语言文字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
　　八旗制度是清代特殊的一种社会组织，兼有生产、行政和军事三种职能。锡伯族在清代都被编入八旗。一七六六年西迁锡伯官兵抵达伊犁后，即被编成六个牛录。第二年，又增设两个牛录。从此成为驻防伊犁之锡伯八旗，即锡伯营。其主要任务是驻防戍边，此外还有驻防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台站及守卫十八个卡伦的任务。
　　锡伯营的八个牛录沿伊犁河南岸一字排开，一个牛录就是一个大的村落，最初有二百多户人家。每个牛录都有自己的城堡。城墙一般高四至五米左右，宽约四米，周长六、七里至十里不等，为打夯筑城，墙上有垛口，东，西、南三面还有城门。据《驻防八旗浅探》一文介绍：驻防城门锁钥由将军等各级衙门直接掌管，城门昼夜有领催，兵轮班严守，鸡鸣而起，鸡眠而闭，实质上是个大军营。这些城门的看守情况，同察布查尔当地一些老人所讲是基本一致的。城墙既有防御职能，客观上又把外族人拒之门外，把锡伯人圈在其中，隔绝了内外的接触和交往。锡伯营的八个牛录里，直到一九三七年为止，除清一色的锡伯族人外，没有其它民族进入杂居。
　　八旗制度和清政府对八旗兵丁制定的种种限制，为锡伯语言文字的保存提供了重要保证。
　　种类繁多的满文和满汉合壁书籍的存在及对教育的重视，是锡伯语言文字保存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清代，锡伯营曾存有过大量满文书籍，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版本各异。从四书五经到古典小说应有尽有。如小说有《列国传》、《三国志》，《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唐》、《聊斋志异》等等。同时许多锡伯族家庭还有一些满文或满汉对照的满语辞书，语法本和课本等等。如《五体清文鉴》、《清文启蒙》、《初学必读》等等。这些书籍既有印刷出版的，也有大量是手抄的。现在的察布查尔许多锡伯族人，仍藏有部分这类书籍。这些书籍对满语文的沿用、传播和保存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初年，锡伯族的一些学者组织成立了“兴学会”和“尚学会”。这两个学会的成立改变了读私塾的状况，先兴办了两所义校，接着办了锡伯族高等学堂，把义校普办到察布查尔的八个牛录。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又把义校改变为公共学校。从而奠定了锡伯族学校教育的基础，并通过学校教育大力倡导学习满语满文，以满语满文为工具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创造条件让穷人子女入学，还鼓励女子入校学习。经常组织师生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教授文化知识，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
　　三十年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的锡索文化会，曾创办满文《曙光》杂志，系统介绍锡伯族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字方面，该会对满文进行改革，制定出满文拉丁字母新文字方案，并按这个新方案编写三册语文课本，曾在察布查尔等地学校试点推广。
　　四十年代中后期在伊宁成立的锡伯索文化总会，该会在振兴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主要有：一是，在满文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并称改革后的满文为锡伯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确立了现代锡伯语文的地位。二是，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锡伯中学，为以后锡伯族中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锡伯文经过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字改革，成为便于交际，便于发展民族文化的文字。建国后的五十年代，锡伯文取得了趋向一致的良好的发展条件。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文被作为政府第一行文使用，在民族教育中，锡伯语文教学占主导位置，在民间文化生活中，锡伯文成为繁荣本民族文化的首选手段。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受“左”的干扰，锡伯文的使用和被迫停止，出现了向汉语文的“直接过渡”。这种直接过渡延续了二十年，锡伯文的使用也停止了二十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改变。
　　《察布查尔报》是我国唯一的一份锡伯文综合性的民族报纸，创办于1946年，作为三区革命政府机关报之一在伊宁市出版，起名为《自由之声报》。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新生活报》。继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机关报《伊犁日报》社出版。1956年底社址迁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出版，由察布查尔县委代管。1966年5月在“文G”初期被责令停办检查，1974年10月复刊，改名为《察布杳尔报》。
　　1955年和1956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教育出版社分别设立锡伯文编辑室和编译室。编辑室编辑出版各类锡伯文图书，编译室则负责编译出版锡伯文各种教材课本。这两个室从建室到1963年下马的七八年内，共编辑出版锡伯文图书199种，总发行量达8万余册，编辑(译)出版锡伯文小学一至六年级各种教材21种，以及《农民识字课本》等，总发行量达14000多册。大大丰富了锡伯文化图书市场，满足了本民族语文教育的需求。在这期间还进行了锡伯文铜模制作，铅字铸制等研制工作，锡伯文报纸实现了铅字印刷。
　　锡伯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锡伯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民间文艺的兴旺。锡伯族人民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创作并出版了《辉番卡伦来信》，《西迁之歌》，《顿吉纳的诗》、《汗腾格里颂》、《喀什噶尔舞春》、《华连顺与墨尔根芝》等一大批文学作品，翻译了多部国内外名著以及百多种科学技术读物，创作了歌剧、话剧、歌曲、演唱材料多种，搜集整理民歌300余首，民间故事数十种。
　　1960年，该两室被下放到伊宁，与“伊犁日报社”合并；1961年10月，再次下放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该县报社合并。从此锡伯文图书出版日趋维艰，至1963年下半年终于被迫停止下来。
　　根据锡伯族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意愿，1978年，新疆人民出皈社和教育出版社等两个锡伯文编辑室恢复建立。这两个编辑室从1980年起先后投入锡伯文图书的出版和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十年来共出版锡伯文图书123种，发行72600多朋，编写出版了锡伯族全日制小学各年级的语文、数学、史地、自然、生物等各科课本66种，发行累计16万余册。还创刊了锡伯文《锡伯文化》杂志。此外，还整理出版了满文《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