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交融与语言的相互影响

（一）满语中的汉语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满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学习，彼此借鉴，推动了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满文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养分，特别是大量吸收汉语借词。
满语借用汉语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音译或音译加注。
　　把汉语原词的语音和意义一同借用或者在音译的基础上再附加满文词的注释，这是满文中汉语借词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用这种形式借用汉语的词占满文中汉语借词的大多数。例如：
　　①衙署名称：
　　②职官名称：
　　③常用量词；
　　④常用普通名词：
　　⑤某些动词：
2．半音译半意译。
　　满文中的汉语借词一部分是音译，一部分的意译，两部分合起来为一个借词。满文中这种形式的汉语借词较前一种少一些，是一种较次要的借词形式。
3．意译。
　　这是吸收了汉语词的意义，用满文构词材料和构成方法构成的新词。
　　满文借用汉语，不只是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了满语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合于满语。在满文中汉语借词有如下特点：
　　1、满文在语音方面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其内部变化规律。它在大量借用汉语时，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发音习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适当的改造，使之适合满文的语音特点。
　　2．满族人祖居辽东，受到汉语辽东地方话的影响，因而满文中某些汉语借词明显带有汉语辽东地方的特点。
　　3．满文中大量使用汉语借词，不仅丰富了满语的词汇，而且影响到满语的语音系统，使之增加新的语音成分和新的语音规律。这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为了在借用汉语词时较准确地表示汉语的音，增加丁“特定字”。
　　用这些“特定字”拼写汉语借词就比较准确了。事实上，久而久之，这些音也就成了满语语音中的新成分。
　　4．满文中的部分汉语借词，经过满族人民的长期使用，成为满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些词还进入基本词汇。
　　满文中的汉语借词，对于满文的补充和完善，对于满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反映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决不是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二）汉语中的满语
　　在满汉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满族文化在汉族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语言方面，则使汉语，特别是汉语的北京方言吸收了大量的满语词语。
　　如 “学坊” “钱粮”，在日常讲话中，如：“你哲林爷爷那阵儿总穿一件吉巴查，手里提一玛露儿瓶，腰里扎着瓦单，走起路来总是啪嚓啪嚓地。他跟咱营子的塔斯哈是好朋友，夏天来咱家常逗你阿哥，不是藏猫猫就是装玛呼……”。
　　这段话中也有许多满语，如“吉巴查儿”，满语为jibca，汉译为“皮袄”；“玛露儿”满语为malu汉译为大肚儿瓶子；“瓦单”满语为wadan，汉语为“包袱皮儿”；“啪嚓啪嚓是满语的象声词paca paca；“塔斯哈”是满语tasha，汉译为“虎”，这里指的是人名。“阿哥”是满语age，哥哥的口语。 “玛呼”为满语mahū，汉译为鬼脸或假面具。
　　在日常生活中，北京语，如“瞧!你二爹不喝，一句话也没有，只要喝上二两“猫尿”，嘿，就犯牛沾爷了”！此地区对人的称谓上管二叔叫“二爹”，管大妈叫“大大”，管大伯叫“大爷”，管二婶叫“二妈”，管母亲叫“讷讷”，管父亲叫“阿玛”，管祖母叫“太太”。管酒叫“猫尿”，管喝多了蛮不讲理，胡搅蛮缠叫“犯牛沾爷”了，这“牛沾爷”三字牛为姓，“沾爷”二字汉译为“章京”，本是官名，满文为janggin。“章京”口语变成“沾爷”。’
　　象这样进入“北京语”的满语很多，例如：
　　塌山(ta?an)，汉译为“差错、虚假”。例句，“有什么‘塌山’我顶着!”
阿勒巴图(albatu)，汉译为“粗蠢、村俗、粗鄙、陋”。北京语中谓人办事粗、蠢
　　 albatu。例句：“这人办事‘阿勒巴图’”。
　　巴沙(basa)，汉译为“工钱、手工钱”。例句：“我给你干活，你给我多少‘巴沙’?”
　　包诺(bono)，汉译为“雹子”。北京语谓冰雹打在头部起包叫“包诺”。例句：“瞧给这孩子脑袋打个大‘包诺’”。
　　玛呼(mahū)，汉译为“鬼脸子、遮面戏玩者”。北京语谓“麻虎、大玛呼、大马虎”。例句；“快睡觉吧!不然大‘玛呼’来啦!”
　　玛露(malu)，，汉译为长颈瓶。北京语谓大肚儿瓶子为玛露瓶子。例句：“他手里总提个‘玛露’瓶子。”
　　罗比(lobi)，汉译为“馋鬼”。北京语中谓馋、很馋为“罗比”。例句，“这孩子吃东西真‘罗比’”。
　　扎布(jabu)，汉译为“回答、答应”。北京语称人多嘴多舌和话多为“扎布”，一句：“瞧!就数她能‘扎布’”。
　　扎鲁(jalu)，汉译为“溢、满”。北京语中谓漾出来为jalu,例句：“瞧着点锅，别‘扎鲁’”。
　　缸儿塔(gala i da)，gala汉译为“手，翼”，da汉译为“头，头领”，gala i da为翼长。例句：“咱们旗佟其武就是‘缸儿塔’”。
　　夸兰搭(kūwaran i da)，kūwaran为“营盘”，da为“头领”，kūaran i da汉译为“营长”，北京语谓营长为“筐儿搭”或“夸兰搭”。
　　拨硕库(bo?okū)，汉译为领催。北京语谓领催为bo?okū〔拨什库)。例句：“咱旗成子保慈禧太后有功，赏个拨什库!”
　　瓦单(wadan)，汉译为“绸布单”。北京语谓包袱皮儿为“瓦单”，例句；“快去追你胡大爷，把‘瓦单’落下了”。
　　温普(unpu)，汉译为“山楂”。例句；“冬天吃‘温普’去瘟气，夏天喝山楂去暑气，不生病。”
　　哈拉(hala)，汉译为“姓”。例句：“我们是瓜尔佳‘哈拉’，他们是马佳‘哈拉’”。
　　恨得，为hendumbi的变音，汉译为“说”。北京语谓斥责为hende。例句：“这么点儿他就知道‘恨得’人!”
　　尼马哈(nimaha)，汉译为“鱼”。北京语中谓一身泥的人为nimaha。例句：“瞧他这身泥，活象个‘尼马哈’”。
　　苏拉(sula)，汉译为闲散。北京语里谓在家无事的官差为sula，例句：“咱的营儿小孟儿他爷爷就是‘苏拉’”。

（三）满语蒙语中的共同成份
　　满语在早期受蒙语的影响相当之大，这是由于满语源于女真语，女真语与蒙古语又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加之两个民族自古境壤相接，两种语言相似或相近就很自然了。特别是在满语中有关牧业生产、生活用语的大量语汇，诸如牛马的毛色、年令、体态、品性、鞍具名称等，有许多都与蒙语相同。
　　另外，由于蒙古族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生活较女真族先进，女真族以至后来的满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蒙古化的倾向，许多贵族子弟都以蒙语命名为时髦。如努尔哈赤之子德格类（degele 蒙语：紧身短上衣，背心），侄济尔哈朗（jirgalang 蒙语：幸福快乐）。在政治制度上，蒙古的国制已成为满族建国的楷模，除了汗、台吉、扎尔固齐、巴图鲁、达尔汗、虾等政治名号与相应制度外，有相当多的政治性语汇都是源于蒙古语的。如法律（蒙语、满语均为kooli）；刑罚（蒙语eregu 、满语erun）；牢狱（蒙语gindan 、满语gindana）汗位（蒙语、满语均为soorin）等等。
　　满语除受蒙语和汉语较大的影响外，还有少量的藏语、梵语借词。说明满语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语言。满语是一种内容丰富，表现力很强的语言系统。

（四）达斡尔族与满文
　　在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除蒙古族有自己的文字外，其余的都没有自己的文字。由于满文在清代的国语地位，满文在事实上也成为这些民族的通用文字，这一点在达斡尔族体现得最为充分，而且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从清代中叶直到20世纪40年代，达斡尔族文人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了大量的“乌春”(叙事诗歌)，开创了达斡尔族的作家文学，推动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
　　由于清朝的长期统治，经过学习满文，因而达斡尔语里涌进了不少满语语词。例如：仁，义，礼，智，信等词，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满语的go?in、jurgan、dorolon、mergen、akdun。还有清廷官员的官衔，职务名称也多用满语，如：amban、janggin、uheri da等等。其它在口语里出现的如：一年十二个月的序数，十二属相等很多也用满语词。来往书信，春节的对联，办丧事时对死者的祭文等大多用满文。至于口头文学及达斡尔语诗歌里面满语词就更多了，有些编写达斡尔语诗歌的人们一时想不起来合适的，押头韵的达斡尔语词时，就用满语词来弥补。这样对满文运用自如，广泛使用的结果，使得达斡尔语更加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