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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文化

满族的萨满教变迁过程是怎样的?(3)

2015-03-23 19:28 中国民族宗教网 富育光 孟慧英 2636
满族的萨满教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动荡、规范过程。在她不同的历史时期,萨满教显现了几种不甚相同的典型面貌,它既包括对金以来女真文化的承继,也有满族特有的至上而下的典例化了的传统,还有“返朴归真”的萨满教反复现象。所有这些变化和运动都是紧密地与满族特殊的历史道路相联系的...


  原有的萨满教并不轻易地从人们的信仰中消亡,也不会因统治者的屠杀与压制而消声匿迹。它是相当顽强的,一遇适当时机便要表现。实际上被统治限制以外的野祭从来没有停止。我们搜集到的满族诸姓神本,许多都清楚地记述本氏族部落原始或占老的神灵,它们成为满族各阶段萨满教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二

  乾隆年间颁行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是满族的一个祭祀法规,它将满族的萨满教由上至下推入一个全民族统一的新的萨满教信仰阶段,它最突出的外在表现是祭祀仪礼的规范化,这就是民间盛行的家祭,它的模本便是清宫爱新觉罗家系的堂子祭。

  爱新觉罗氏堂子最初建立于女真部落战争时期,那时的堂子比较简陋。据萨尔浒之战被俘的朝鲜从事李民寏撰《建州闻见录》中记述,当时努尔哈赤领兵屯踞的赫图阿拉老城中,离努尔哈赤住所“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后来随着努尔哈赤兵下辽沈,堂子祭址随军南迁,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新城,即东京城,仍设堂子祭址。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又迁都沈阳,后又在沈阳正式建筑堂子祭址,这就是后人传称的堂子庙,原在沈阳大东边门里路南,现己无存。1644年清廷入关,于顺治元年九月在北京建筑了堂子祭址。北京堂子仍保持原沈阳堂子的亭殿样式,可以肯定它是以沈阳堂子为基本蓝图筑建的。日本村田治郎所绘《北京堂子图》与《钦定盛京通志》中“奉阳堂子图”相比较可以看出,堂子无论从建筑特征,还是宫殿配设、布局等方而,皆一脉相承。关于堂子在清典籍与清人笔记中多有述及,其中详备者当推清末民初所编纂之《清史稿》:“堂子祭天,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夭礼。又于静室总祀社樱诸神只,名曰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即古明堂会祀群神之义。世祖即定鼎燕京,沿国俗,度地一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正中为飨殿,五楹,南飨,汇祀群神,上覆黄琉璃。前为拜天圆殿,北向。中设神杆石座,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皇子列第一重,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行序,均北向。东南为上神殿,三楹,南向。祭礼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征凯旋如重,皆帝所躬祭。其余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则率遣所司。崇德建元,定制,岁元旦,帝率亲王、藩王迄副都统行礼。寻限贝勒止,己复限郡王止,并遣护卫往挂纸帛。”③清宫堂祭历经几代创建和发展,至北京堂祭到顶点。以此堂子祭祀尽内容、礼序为基础制定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祭祀法规。

  乾隆年间颁行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从历史上看,它是自部落争战以来对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历史性的总结和定型,从当时的现实条件来说,它是对清统治者和他们所归属的那个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新建造。这个宗教典规显然一方面受本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现实和要求所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受统治一个较自己先进的汉民族的文化群体的现实政治地位所制约。这些在乾隆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宗旨中,有所显露。

  首先它坚持自努尔哈赤起就实施的民族宗教规一政策,将已经“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④的萨满教进一步规范化。典礼就所祀神只,祭祀种类,各祭祭注、神辞、神器都作了明确规定。仅就祭辞而论,它提出:先时对司祝人“无不斟酌事体编为吉祥之语以祷祝”,而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因此“赞祝之原字原因渐致淆舛”,所以“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久讹满滋甚”。这种被详加斟酌之后的萨满教祝辞有了一个相当精确的模式,还有一套诸神皆宜的祷辞语汇。祝辞首先言所请神名,然后报祝者之身份,最后念千篇一律的祷辞: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界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夸一神兮既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⑤显然字句工整、词藻华丽、被模本化是这些祝辞的特色。可见钦定满洲祭典的规范绝非回到原始形态之中,而是对其改造后的规一,是一种新形态的萨满教模式,即庙堂形态的萨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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